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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度使馆7日发布消息，提醒在印度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同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罕见发文点名印度，#界线即是底线#，引起中国网友和媒体热议。 日前，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导致双方发生军事对峙。中国外交部已多次向印度方面发出警告要求立即撤军。此次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超过2013年中印双方在边界线东段僵持21天的“帐篷对峙”，成为1962年边界战争后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越界中国领土、叫嚣不惧开战，印度要搞什么？以目前的消息报道看，印度此次非法越境的实际目的究竟为何，暂时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印度敢于做出如此不利中印和平的举动，或许可以从一些研判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和印度自身近些年的对外政策，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要素。 伴随着官媒对《王者荣耀》的讨伐，腾讯帝国露出了一种软肋，一种隐忧。 归根结底，是时代正在发生改变。对内投资驱动的时代正在渐渐成为过去，而互联网，恐怕不会再有野蛮生长的红利。过去我们常常以为，是政府“太笨太慢”，所以管制总是远远落后于创新，但是现在看来，可能真相是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其实通透得跟明镜似的。为了鼓励创新，让你先放手做，但不要把问题搞大了，政府自有底线。永远不要低估政府人员的智慧，永远不要低估政府的智囊和专家，更永远不要低估政府的技术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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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中国领土、叫嚣不惧开战，印度要搞什么？[/url]
【研究员】：
中国驻印度使馆7日发布消息，提醒在印度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同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罕见发文点名印度， 界线即是底线 ，引起中国网友和媒体热议。日前，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导致双方发生军事对峙。中国外交部已多次向印度方面发出警告要求立即撤军。此次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超过2013年中印双方在边界线东段僵持21天的“帐篷对峙”，成为1962年边界战争后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以目前的消息报道看，印度此次非法越境的实际目的究竟为何，暂时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印度敢于做出如此不利中印和平的举动，或许可以从一些研判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和印度自身近些年的对外政策，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要素。本文整理自微信号“侠客岛”、澎湃新闻网、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
最近，中印边境不太消停。 从6月26日起，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连续对印度媒体“爆料”的“中印边境两军对峙”事件进行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更是拿出照片，证明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境”； 而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陆军参谋长号称，印度此次是在为“2.5线战争”做准备，应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国内的安全威胁，并声称“2017年的印度已经和1962年不一样了”。 所谓“2.5线战争”，提法来源于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担心苏联和中国在欧亚的威胁，提出要“在欧洲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在亚洲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应对一场小规模地区冲突”（1+1+0.5）。 至于1962？那一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印度的结局是“惨败”。 那么，回到这次，到底边境上的冲突是什么情况？ 事端 其实，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这场对峙从6月16日起便已开始。印度的说法是，“印度总理莫迪听取了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部长的报告，称中方使用推土机拆掉了印度之前设立的碉堡，但双方边防部队没有发生争吵和直接的肢体冲突”。 不过，印度媒体的报道也前后矛盾。之前，该国媒体称“中国军队越过锡金段边界线入侵印度领土”；28日《印度斯坦时报》则援引该国陆军参谋长的话说，“印度领土并未遭受入侵”。 而根据中方外交部、国防部的回应，事情的缘由则是解放军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印度边防人员越过中印边界的锡金段，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方施工。 陆慷展示的照片可以清晰看到，印度士兵和车辆明显越过了作为边界线的分水岭，进入到中国境内。这张照片拍摄于6月18日。 既然该国陆军参谋长承认“印度并未遭受领土入侵”，为何又要作出“准备2.5线战争”、“印度已非1962年时”这样的强硬表态？ 这其中有历史和现实两重因素。 历史 从历史角度，我们先要搞清楚“中印边界锡金段”是什么东东。 说来话就长了。简而言之就是，锡金这段的边界，依据的是1890年就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该条约当时划定的是西藏和锡金的边界，而在1975年印度吞并锡金之后，就变成了中印边境。 根据这一条约，西藏和锡金的边界是一座分水岭，界线是山的顶端。这也就是外交部29日展示之照片中的那座山的顶端，照片中划出了那条红线—— 外交部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洞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印军越界地区的分水岭非常清楚。印军越界进入了中国领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印军此举违背了历史界约，也违反了印度历届政府的承诺。”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印度越界之后，进入的是中国的洞朗地区。这个地区位于西藏南部，是中国、印度（锡金邦）、不丹三国的交界处。而印度、不丹，正好就是中国邻国中唯二没有与中国签订明确边界协议的国家（不丹同中国仍未建交）。 而由于《中英藏印条约》签署于100多年前，当时的边境划定非常粗糙，跟新中国之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精确边界划分不可同日而语；但洞朗地区，则一直属于中方领土且中方实际控制（上世纪不丹边民要进入洞朗过牧需征得中方同意并缴税、中方边防部队和牧民每年在此巡逻放牧且修有设施等）。 由于这些原因，中印经常在边境相持。最近一次有影响力的对峙发生在2015年9月，当时印方派兵越界到中方实控线一侧1.5公里，拆除中方一个在建的哨所，引发中方军队采取反制措施，增加了军队部署。 而此前，即便是中印在边境东段的“对峙”不断增多，也从不曾发生在锡金段的边界。事实上，中印双方都认为中印边界的锡金段没有争议。2017年年初，中国驻印大使还提出，双方可以商谈锡金段的边界条约，争取实现边界谈判的早期收获；印度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中，也并未对主权归属问题提出任何怀疑。 那为什么印度又突然在这里跳出来搞事情呢？ 控制 这就涉及到现实因素：不丹是在印度的控制范围之内。 6月30日，印度外交部在“沉默”数天后终于发表声明做出解释：“应不丹皇家陆军的要求”，印军主动要求出来替不丹“出头”。 声明称，中方正在修建的道路将深入不丹领土，不丹要求恢复到2017年6月16日时的状况。“基于不丹皇室与印度政府在涉及共同利益的事件上的磋商传统，并与不丹皇室协调后，在洞朗地区的印方人员前来抵制中方，目前抵制仍在继续”。 声明同时对印度“热心助人”的举动做出解释：“这样的道路建设意味着极大地改变了现状，对印度而言具有严重的安全内涵”。 虽然印度言之凿凿，称是不丹有这个需求；但事实上，不丹的声明里，压根没有提到需要印度“出面”，也没有说和印度磋商过。不过，以印度对不丹的控制程度，显然稍后不丹也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 其实，慑于印度的“淫威”，不丹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触犯南亚霸主。 2013年7月不丹大选前，印度赤裸裸地宣布，停止对不丹家用煤气和柴油的补贴——这一举动，立即使当时执政的和平繁荣党落败；几年前，不丹前首相吉格梅，不过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简单会面，这就已经让印度决心要“痛下杀手”。 同时，由于洞朗地区的地理位置过于重要，“兵家必争”，因此印度一向视解放军在这一区域的部署为“威胁”。直到现在，印度方面自己设定的作战设想，都担心解放军会从这里经过锡金南下。 另一个因素就更有意思：发生在6月中旬的“对峙”，为何偏偏在莫迪访美时被大肆“爆料”出来？罕无人烟的边境地区进行的对峙，视频显然只可能在军人手上，私营的印度媒体如何能够得到呢？合理的推断只能是：这是印度官方给媒体喂的料。 那么，印度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手段 首先，这也不是印度第一次告“洋状”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就曾写信给克林顿，称“中国威胁”导致了印度要发展核武器。 这次呢？难道是莫迪为了采购美国的先进防务技术和设备，特意释放出“中国威胁”，也让特朗普看到印度在亚太区域内具有平衡中国的价值吗？ 如果是这样，莫迪访美似已达到目的。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称印美紧密的伙伴关系是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核心。美国仍将支持印度早日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瓦森纳协定》、澳大利亚集团的成员，重申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同时，特朗普承诺维持奥巴马时期与印度的高水平防务合作，承认印度是美国“主要防务伙伴”；出售给印度的22架“捕食者无人机”，是美国的北约盟友才享有的“待遇”。 如此看来，莫迪访美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该在这一问题上收手了。但是，为什么仍旧没有撤兵呢？ 另一种猜测：莫迪试图将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路径按照印度的期待来进行。毕竟，2015年访问中国时，莫迪就两次提及要澄清实控线：“我认为，澄清实际控制线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努力保持和平与安宁，请求习主席重启澄清实际控制线的停顿过程。” 然而，中方却认为，双方应该寻求“综合性的举措来控制和管理边界以确保和平和安宁，而不是必须只有靠澄清实控线这一举措”，双方“可以尝试达成关于边境行为准则的协议”。 第三种猜测则具有一定程度的“阴谋论”色彩：难道印度要重演吞并锡金的故事，把不丹发展为下一个“锡金邦”？——当年吞并锡金的方法是，先找个由头，让锡金国内的反印（或亲中）力量暴露出来，后借机以保护锡金的名义，把印度军队开进锡金，逐步清除掉反对势力，最后再通过锡金议会投票表决，“自愿”加入印度，实现锡金灭国的“愿望”。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提出了“周边第一”的政策，将南亚邻国放在外交的第一位。为此，一方面，在同周边国家的传统争议问题上大胆作出妥协（如印孟在领土互换协议、海上划界等问题上的大胆突破），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寻求通过进一步的联通将南亚邻国同印度“捆绑”。 比如，印度现在搞的小型南盟BBIN（孟加拉、不丹、印度和尼泊尔），就在不断推动《BBIN机动车协议》和《BBIN铁路协议》。按照这一协议，这些国家可以和印度互联互通。 不过，就在孟加拉、印度、尼泊尔议会相继通过这一协议后，不丹全国委员会（亦上院）否定了这一协议。其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其他国家机动车都可以进入不丹，将给不丹带来更多的污染和环境破坏”——而深层的担忧，则是关于印度人大量涌入只有70万人口的不丹的国家命运之担忧。 因此，此次印度“一反常态”地与中国军队相持（在此前从未对峙的中印非争议地段、主动替不丹“出头”），是否是在寻找往不丹加强派驻军事人员的机会？ 答案不得而知。但对不丹王室而言，真正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到了。而不丹王室的“主动”民主化，将可能招致的祸福，也有待历史检验。 至于印度陆军参谋长叫嚣战争的言论，除了国防部发言人敦促其停止此类言论的表态外，网友的留言态度则更明晰：印度的确不是1962年时了——当时，印度和中国国力相当，现在印度则远被中国甩开；而2017年和1962年的印度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自己很强大。 关联阅读：印度敢称“与1962年不同”的底气——自认对华实现互相威慑 历史上，中印两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可以追溯到1962年，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印度的挑衅行为实施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印之间在西藏边境地区偶有在边界争议地区的人员对峙情况，但是总体态势保持着基本稳定。可就在2017年6月底，印度军方人员越过边界进入中方一侧。和以往中印在争议地区的对峙不同，这次印度军队跨过的是历史上已确定的中印边境线，印度军队越界进入的是中国领土，此举的性质较为严重，对维持中印边境稳定、建立互信和对话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面对中国的强烈抗议，印度国防部长Arun Jaitley表示，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其言论态度似乎是在叫嚣战争。 以目前的消息报道看，印度此次非法越境的实际目的究竟为何，暂时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印度敢于做出如此不利中印和平的举动，或许可以从一些研判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和印度自身近些年的对外政策，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要素。 核武壮胆，拿对巴基斯坦那套对中国 印度是实际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开发核武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到1954年，印度的核计划开始向发展核武器转变。1974年5月，印度进行了所谓的“和平核爆炸”实验，这次实验标志着印度在理论上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印度开始研发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其中尤以“烈火”系列导弹为标志，1998年5月中上旬，印度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之后当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宣布印度成为核国家，印度公开地进入实际核国家行列。 印度在公开拥有核武器前后，其国内战略界的强硬派，始终把中国的核武器看做印度的战略威胁，印度的核战略构想除了巴基斯坦外，中国就是最主要的核战略假想敌。印巴边境接壤、国土相连，可印度近年来的战略武器研发一直在谋求核武器的远程、以及洲际投送能力。近年来，印度接连试验了多个型号的远程弹道导弹，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烈火5型导弹，该导弹的研发将假想敌锁定为中国，同时据媒体报道还具备公路机动的能力。 2016年12月26日，印度军方进行了烈火5导弹的试射，印度媒体随即宣称，该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击到中国最北部的城市；印度加入了拥有洲际导弹的超级大国俱乐部；印度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平起平坐云云。2017年1月2日，印度试射了烈火4型导弹，之后印度时报评论说，印度的核导弹已经能覆盖中国全境、这些导弹用于威慑中国。 在战略学界有一个理论、特别用来描述核国家之间的冲突态势情况，称之为稳定-不稳定悖论。这一理论源自美苏冷战时期，其内涵是：两个核国家在核层面达到了相互确保摧毁、亦或是实现了相互的战略威慑的态势，在战略层面就会形成稳定的局面，没有哪一方会挑起战祸以避免难以承受的战争损失；但是，战略层面的稳定，会让两个核国家都认识到对方发动全面军事打击是不可信的，从而会使得常规层面的低水平冲突增加。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案例常被战略学界用来研究这一理论，即按照战略学界的观点，印巴两国官方自1998年各自宣布获得核武器后，两国在战略层面构成了稳定态势，但是常规层面的低水平冲突或军事对峙情况增加，尤其以1999年卡吉尔冲突、2002年印巴的军事动员对峙为例。 面对中国，虽然印度的真实战略威慑能力如何还有待商榷，但是此次印度敢于在已划定边境地区实施军事越境行为，不排除印度军方人士，对印度的战略威慑能力抱有一定的自信，认为中印实现了战略层面的“相互威慑”，因此不忌惮中国的战略军事威慑能力，从而发动了试图改变现状的带有军事人员参与的小规模挑衅行为。 美国撑腰，在安全领域互动后就出手 除了自身发展战略威慑能力带来的自信，印度还依靠域外大国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 在刚刚过去的6月，26日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访问，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次访问对印度来说成果显著，美国向印度出售了先进的MQ-9B无人机，虽然这一型无人机目前主要用于海上巡逻和监视，但是该型号无人机之前从未向非美国盟友之外的国家出售，由此可见美印在军事合作上的“暖意渐浓”。在此之前的6月19日，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塔塔集团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在印度生产F-16Block70战斗机的协议，这些举动显示，特朗普继承了奥巴马的对印防务政策，把印度视为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 此外，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也在6月份发布题为《将印度由平衡力量转变为领导力量》的报告，文中提到美国要加强与印度的互动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 美国国内也有官员和分析人士看好美印未来的合作，甚至提出美印联手打造“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说法，当然，其目的一方面是维持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把印度洋与太平洋连接起来，打造围堵中国崛起的包围圈，想必也是美印联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合上述时间节点，印度在6月中下旬与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安全领域互动后，月底即实施了对中国的军事越境行为，似乎是在国际上有了靠山撑腰。而此举恰和1998年5月印度试验核武器时，时任总理瓦杰帕伊致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到印度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的举动有相似之处。因此，不排除这次印度的军事越境行为是一次对美国的政治立场的表态，意在加强美印的安全合作，从而获得美国在国际上对印度更多的支持。 印度官方给出的关于此次军事越境行为的解释在于，中国在靠近边境地区修建公路，试图改变现状，而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公路、无论如何也不是印度出动军事力量越境干扰的理由。不可否认印度在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有所提升。但是，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更加令人瞩目，2017年的中国也已经不是1962年的中国，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印携手合作发展的前景是令人期待的，印度应当看到维持中印边境和平稳定、发展中印全面合作所带来的机遇，而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逆历史潮流而行。 中印领导人拒绝在G20期间单独会晤 就在上周末，纳伦德拉•莫迪和习近平将能够见到彼此。自中印两国的军队在印中边境开始相互推挤以来，这是双方首个此类机会。不过，正如双方军队都拒绝退让，两位领导人也不会举行单独会晤。 上周五，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抵达了德国，参加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不过，由于在靠近小国不丹的中印边境上的紧张局势，北京方面已经排除了两人举行双边会晤的可能性，表示“整体气氛”被破坏。 莫迪和习近平此前曾试图缓和两国之间历史久远的紧张关系。然而，上周末的关系冻结，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恶化。印度对中国在南亚意图的不信任，助长了这种关系恶化。 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会员阿肖克•马利克表示：“印度的感觉是，从2014年到2017年，我们曾试图通过让中国进入我们的市场和放宽签证规定，向中国大举开放。” “作为回报我们想要的是在南亚的战略空间，然而中国却不允许这么做。” 印度担忧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或威胁到印度的“鸡脖子”，即一段连接印度大多数地区与其东北各邦的狭长地带。 这一可见的威胁加剧了新德里方面在更宽泛层面上的担忧。他们担心在中国打造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之际，印度会遭到中国的包围。“一带一路”计划的目标，是打造一条通往欧洲、中亚和非洲的现代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在巴基斯坦修筑公路、铁路和发电站的550亿美元规划。印度表示这一规划干涉了印度的利益，尤其是在克什米尔争端地区的利益。 马利克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看起来往往同时有商业和军事方面的意味。在如此接近鸡脖子走廊的位置开始修路，是一种挑衅行为，没有哪个印度政府能够对此无动于衷。” 当前这次对峙是中印双方自2013年以来最接近冲突的一次。2013年，中国军队占据了深入印度声索领土范围19公里的位置。中印两国自1962年以来从未爆发战争。在1962年之前，印度决定为达赖喇嘛提供庇护，引发了一系列边界争端。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这是几年来中印关系首次处于最紧张的状态。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过，双方都不希望爆发战争。”
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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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93年的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url]
【研究员】：
不重回传统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开辟一条新路，按市场经济的做法规范各方面的纪律关系，同时加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就需要比1986年设想的“价税财联动”更为广泛的配套改革，需要一次整体性跃迁。而我们真的实现了，在1993年下半年着手全力准备，1994年1月1日各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这次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仅仅用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建立起市场经济宏观管理体制框架，过热的经济趋于安定。这次改革建立的基础制度已有20多年了，十分稳定并不断改进。本文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今天在清华经管学院2017年毕业生面前演讲，让我心生感慨。我和钱院长都是1977级清华“7字班”的本科生。近40年前我们入学时，清华还是一所多学科工科大学。我考入的是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其实应当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钱院长考入的是数学专业，属于“应用数学系”。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对清华大学的定位。现在，经管学院的前身已追溯到1926年成立的经济学系，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曾担任系主任。在我们入学时，清华是没有这方面的系，更不要说学院了。 相比来说，你们接受了更为全面的教育，面临更为宽广的人生选择。你们接受了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管理科学的教育，经管学院还同兄弟院系联合建立了“清华x-lab”，为你们创造了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的最好环境。你们是幸运的，相比之下，我羡慕你们，甚至有点嫉妒。 今天你们毕业了，将面对更加广阔、复杂，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人生选择。作为40年前1977级同学，我结合在清华学习和毕业后的经历和体验，以我的三段经历来讲三点感悟，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发。 第一，设计未来人生，要抓住人生际遇 促使我决心从计算机改学经济学的重大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底的一个晚上，全会公报发布时，我正在东大操场锻炼，听到“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禁心潮澎湃。想到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当时就决定今后要转学经济学。一方面，国家必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原来就对经济学有兴趣，文革时期初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革刚过，东欧和西方经济学家辩论的书籍引介进来，我都想办法找到一览为快。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苦难，针对时弊，学以致用，必然更加符合实际，可以做出贡献。 学校十分开明。我们这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学，除严格学习考核公共课之外，专业课可以通过考试免修。由于学前的工作经历，我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课大都免修了，有更多时间做转学科准备。这样我提前半年于1982年初毕业，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 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1983年国务院着手布置覆盖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研究，1984年更是进入全面改革的元年。但大量课题已不是当时的各部委能应付的，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从而我也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时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等各个经济领域，撰写了一些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少量公开发表，更多的是以不足2000字的篇幅内部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研究生刚毕业我就被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录用。调研室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调研，提出政策建议，工作环境是相当开放的，参与调研、研讨，使得我得以参加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在1985年我被借调到体改委开展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我们将经济体制分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机制、市场结构建造和企业改革三个层面，按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各方面改革按前提性、继起性、相互依赖性进行分类，设计改革的顺序。 在向领导们汇报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提问的是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础性问题。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是从计划经济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如何转轨，而当时社会讨论的主导性目标是怎样去改良计划经济，于是我做了补充，“改革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模式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两者的关系总体上是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发现这一补充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提法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现在回想看，我们当时做的是国家部委层面组织的第一个转轨顶层设计，概括性的表述，虽然并不完美，但是针对了基本问题，因此得到重视。 从1984年起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即全面体制改革。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取向的，但目标并不那么明确清晰，措施的重点更莫衷一是。到了1986年，中央要求这一年必须提出总体方案，在两年内实施。这一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埋头于以价格、税收、财政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实、修改。这个报告上报后，国务院给以高度肯定，决定以价税财联动为重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6年3月25日以国发37号文通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任务是研究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方案办）和各专业小组，我是财税组成员，当时我的职务是主任科员。 回想我在清华和社科院求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冲破条条框框束缚，各种思想碰撞，国家急需人才，思路、言路十分开放。我转学经济学，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家国情怀，也设计了未来人生。 面对时代的需求，认清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定位，抓住人生机遇，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悟。 第二，认准目标，不断学习，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 我在方案办财税组工作期间研究财税改革，在税制上主张推进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规范十分混乱的企业利润分配形式，引入企业所得税。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务院认为配套改革风险太大，主张全面承包，即信贷、税收、利润、外汇，甚至再贷款，按行政层次层层承包。这种全面承包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此之前，我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南斯拉夫所谓“契约社会主义”、“多中心国家主义”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低效，甚至离心趋势的后果。我深知其危害。 在1987年一季度，我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并分析了承包制带来的机制性的顺周期作用。通货膨胀，使得包死给上级和国家的部分贬值，留给自己的部分扩张。如果全社会都是这个倾向，中央政府是无能力，也无手段制止通胀的。我的一份报告警示1987年四季度开始将出现通货膨胀，次年更为危险。 果然，1988年出现了高度通货膨胀。后来有人将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算在邓小平同志“价格闯关”头上，完全是黑白颠倒。小平同志针对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要求价格必须并轨，服从于市场，一点儿没错。价格决定于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这样，由于校正价格扭曲都会造成温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如果说失误，那就是在推行全面承包时埋下了通胀的根子。 在1986年下半年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停止工作了，而我次年对通货膨胀可能性的警示也未起到作用。当时钱颖一同学告诉我，经济学前沿正在转到不完备信息条件下的机制研究，如公共选择、机制设计理论。我有心再到学术界充电，于是调到社科院财贸所。 不久，我调到上海市体改办，感到这是一个施展才华，做出贡献的机会。在上海主要参与了浦东开发的政策研究、上海证券市场建设以及相关国有企业转制的工作。 经济学是面向公共政策的，要有报国之心。当然，有的同学给自己的定位是在探索真理之海中遨游，那也要有公共之良心。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提炼事实、切中要害的能力，和1500字之内把问题表达清楚的能力。有功底就有胆识，才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还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学海无涯。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学习的是观点、方法，把握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以及出现偏差的约束条件。在逆境中不要随风逐流，要敢于坚持真理。这是我的第二点感悟。 第三，春风吹来时，在推动改革整体性跃迁中发挥才干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这一年的春天，我调入国家体改委任宏观司司长。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开始，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 在经济层面是另一番景象。1986年以后开始的全面承包体制仍在起作用，而且愈演愈烈，通胀抬头。财政方面，各地竞相将财政收入从预算内转到预算外，1992年底预算外预算内之比达到1.1：1的水平。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的信贷规模包干到各专业银行总行，再包到专业银行分行，甚至再贷款规模也包到了央行的分行，造成货币政策扩张。到了1993年上半年，经济已经到了过热的状态。 不重回传统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开辟一条新路，按市场经济的做法规范各方面的纪律关系，同时加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就需要比1986年设想的“价税财联动”更为广泛的配套改革，需要一次整体性跃迁。而我们真的实现了，在1993年下半年着手全力准备，1994年1月1日各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 大家若想了解这次改革的背景，可以阅读《朱镕基讲话实录》中的相关文章。启示性的一篇是1993年4月1日的“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萍之末’”，全面决策布置的一篇是6月9日的“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以及下半年先后就金融、财税、外汇、外贸问题的讲话。其中著名的“十三条”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军令状，全面配套改革的动员书。 从1992年到1994年，我带领宏观司的同事，问题导向，分析制度原因，提出应对政策和改革方案，大都以内部报告形式报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5年，我将其中的主要报告编撰出版，书名为《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 设想 方案 操作》。 1993年下半年体改委宏观司的同志们全面参与了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同各部门有合作、有共识、有争论、有取舍。总的原则是在既有条件下，确保可操作，务必成功。更为复杂的问题留下接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在原则性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不留遗憾。重要的取舍，在财政方面，将预算外财政收入并入预算内和预算管理规范化，都先放一放，重点是分税制。税制上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资源税为配合，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并将零售业之外的服务业先排除在外。企业所得税分内外资两大类进行整合，个人所得税内外资企业职工并轨，但还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房地产税因没有条件建立，留在今后。争论最激烈的是外汇体制改革，我们力主汇率并轨，单一汇率决定于市场，强制结汇，银行间无形市场，近期目标是经常项下可兑换，收回一些超前的资本项下开放措施。幸好，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果断拍板，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次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仅仅用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建立起市场经济宏观管理体制框架，过热的经济趋于安定。这次改革建立的基础制度已有20多年了，十分稳定并不断改进。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统一，增值税转型扩围到去年全面完成。预算外资金已全部纳入预算，这个概念不存在了。规范的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全面建立起来。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分离，转成上市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坚守货币政策当局的定位，金融监管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已经建立。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初步成型。 我能够亲身经历，冲在第一线深度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是人生一大幸事，也获得了更深的感悟。多方面的历练对了解国民经济运作的机制大有裨益，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急需的，什么是可妥协，可适当推延的，减少了理想化色彩。但理想必须坚持，于国于民有利，要敢于冲在前面。 致力于公共政策，有学必须有术。学问要扎实，不断掌握前沿理论。术也非常重要，就是各学科的基本原理要通晓，事实要掌握，政策的提出才不会让人不知就里，才是可操作的。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悟。 以上是我结合求学和工作后的三段经历，同你们分享的三点感悟。
经济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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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学者的困惑：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这么多？[/url]
【研究员】：
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由分到合，从分析科学走向复杂科学，中国整体思维有优势；世界发展的规律，时间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空间角度看，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所以中国现在是边缘崛起挑战核心；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产业技术的新陈代谢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所以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本文综合自日经新闻网、东方卫视、文汇讲堂等媒体报道，作者柯隆、陈平。
如果谁能说清楚中国人的收入，应该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为什么人均只有8000多美元的中国人会觉得比自己收入多4倍以上的日本人还有钱？为什么人均工资只有5000元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这么高额的房地产？ 这是一个日本人对于中国房子、工资的思考。 1、日本人的生活水平 日本人平时在家吃饭都非常简单，一碗饭、一点蔬菜、一条烤鱼、一碗酱汤、一点咸菜。日本人开的车一般都是排量很小的家庭用车，在日本绝对找不到带游泳池的私人住宅，即便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妇女通常也只是到高级酒店和朋友一起吃一顿套餐而已。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其实最不擅长奢侈。日本人算奢侈的一项活动可能就是每个日本人家里都会有浴缸，日本人喜欢每天泡澡。 家里泡澡还不够，日本人还喜欢去温泉泡澡，下到浴池，日本人嘴里还会情不自禁地嘟囔一句：我真奢侈。 相比较起来中国人的生活比日本人奢侈多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BBC的一部纪录片报道中国下岗工人的伙食，日本人看了之后震惊了，因为这个下岗工人一家三口的晚饭竟然是四菜一汤，英国人看到这一幕也晕了，他们纷纷感叹：中国人真奢侈！ 除了吃，中国人在日常花销方面也比日本人奢侈，同样的一件中高端衣服，中国的价格要比美国和日本的贵很多。同样的一款日本厂家汽车，中国的售价要比日本的售价高很多。 再来看旅游方面，2016年中国到国外来旅游的一共1亿4000万人次。他不禁想问，为什么中国有钱人这么多？ 可是事实上呢，2016年日本人均GDP大约是38000美元，而同年中国的人均GDP约8200美元，两者相差了4倍多！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处处都显示出比日本人还有钱？ 事实上，日本不仅人均收入高，现在日本人均的金融资产大约有10万美元（其实日本人根本不缺钱），而且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十分完善，一个人从生到死如果什么都不做，政府的保障制度也可以解决他的基本温饱问题。 中国有1.09亿的中产人口，如果再算上207万（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的百万富豪人口，总共1.1亿左右的人口为什么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消费力的主力人群？其他沉默的12.9亿人口他们的真实购买力又如何？ 2、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按照现在的汇率，中国的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中国的房价是多少呢？按照房地产经济学的一个经验法则，房价的合理区间是工薪族年薪的6倍左右。如果超过6倍，买房的按揭贷款就很难还清了。 按照这个经验法则来推算，中国城市的房地产的均价应该在40万人民币左右。 但事实上，据他了解，40万在中国连首付都不够。如果要把两者数据匹配起来，中国人的月均收入不是5000元，而是55万！ 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年轻人承担了多重的买房压力！中国中老年人在买房时，一些房子是单位分的，一些是在早年买的，那时候房价便宜地跟白菜一样也没人买。但这些房子放到现在来看都是大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豪宅了。 所以高房价真正困扰的不是中老年人，而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特别在大城市工作的外地年轻人，因为本地人他们有老一辈的房产可以继承，而外地人才是高房价的真正受害者！ 拿着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要买下高于月收入1000倍的房产，中国的年轻人苦不堪言。曾经日本学者问过一个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如果不买房子，你还会结婚恋爱吗? 年轻人反问：没有房子，还能有爱情吗？ 换句话来说，没有房子，等于没有爱情，更不要说结婚、生子了。 这是没房年轻人的真实写照，那有房者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据日本学者的了解，很多人买了房子之后如果是自住，根本不能变现，等于抱着一堆资产还是不能花，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 每个月还完房贷车贷，其实留下来可以乱花的钱非常少。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的有钱，但有的都是账面资产，实际可支配的现金其实非常少。 但尽管了解到这一点，他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有钱的中国人这么多，几乎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人在买买买。 现在的中国很像1900年的美国，而不是1970年代的日本！ 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在西方求学、教学40余年的亲身体验，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做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的演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思维，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说，凭物理学家的直觉，不是金融经济学家的教条，为什么中国金融政策比日本还要独立，中国发展政策比俄国、德国还要独立？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那就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 中国和西方其他大国竞争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我曾在在美国第二大州的德克萨斯州住过，比四川面积还要大。因为只有货运而没有客运铁路，他们当时提出要建一条轻轨来连接几个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冲突太多。修条轻轨谁不高兴？航空公司不高兴，因为人都跑到轻轨去了，它的利润受损；旅馆业也不高兴，你坐了轻轨当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馆收入就要下降；沿线居民也不高兴啊，噪声增加，我的房地产贬值；稍微远一点的居民高兴，地价增值，但再远一点的居民不高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我要交税呀？所以在西方要修铁路高铁，选线、设站都成了问题。 只有在中国，金融危机时投了四万亿，一下子变成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要学中国造高铁，但他们的制度成了制约。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来；美国和德国要选线，就会利益不均。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社会主义大协作。这种协作模式超过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场交易。 第二个故事是《纽约时报》调查得出的。《纽约时报》总想不明白，美国科技先进，怎么中国发展老比美国快呢？后来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乔布斯把新研发的苹果手机和钥匙放在同一口袋里，钥匙把手机的塑料面划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需要配件、螺丝、电阻，都在隔壁和对面，深圳是产业集聚的、世界最强的加工阵地。 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是中国赢了，因为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下了一大截。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原来想的是美国一定赢，结果发现中国才是大赢家啊，美国是输家。 第三个故事，中国研发不如美国，经济发展为何有那么大动力？一年春节，我餐宴上遇见了微软的高管，他告诉我一个从未在经济学文献中看到过的数字。他说美国现在保持着研发优势，产品研发出来，从投资到设厂到美国经过议会修改法律标准，到营销，把钱赚回来这个周期要多长？我说起码要十年以上。他说确实，欧洲比十年还要长。但中国平均23个月。你说美国怎么和中国竞争？ 日本非常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他写的《United States of 中华》，即《中华联邦》很畅销，中华联邦是指把东北亚东南亚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时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他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说，What American can do，we can do it。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What Chinese can do，how can we do it？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讲“三权分立”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马克思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亚洲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也和欧洲一样呢？ 马克思只提了一个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出答案。给出答案的是列宁和毛泽东，毛泽东理解很创新：因为工业革命，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把农民当牺牲品的；美国的城市化，黑奴也是牺牲品。只有中国农民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全世界谁听说过乡镇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竞争，还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所以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是不同的。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西方人最好奇了。我说中国人的道理来自于老子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做混沌理论，有三，就有多样性了。而西方老讲一，为什么？因为一神教，归于一，所以趋同的思维，一刀切。拉美、东亚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国情非常不同，他不管，来个休克疗法，一刀切，私有化、自由化。中国就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双轨制，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像拉美国家或者东欧国家片面地对西方开放，但西方并没有对他们开放。 中国叫选择性开放。深圳特区当时争议很大，其他地方就看着。所以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深圳特区、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各个地区分散试验，不是像俄国那样，闭门造车，制定个百年计划，计划还没有造好国家就先垮了。中国是事后的追认，安徽的农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动地仿效，然后中央总结，最后再立法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远远高于西方的一刀切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讲，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是中国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升级，这些都是原来东亚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就是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中国道路的崛起，突破了西方模式。中国今天的历史地位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讲，中国是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速度一定要放慢，我认为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下一步高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更重要的是占领科学、金融、军事的制高点。 此话怎讲？因为1900年的美国，和中国现在一样，工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没有占科学的制高点，当时在德国手里；也没占领经济和军事的制高点，当时在英国。严格来说到1960年代，美国登月成功以后才全面掌握了科学金融和制造业等全面的制高点。以美为鉴，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真正地占领科学的制高点。 因为亚当·斯密讲过，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不是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学教育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军事和工业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金融的定价权。我们要不把这个定价权拿下了，中国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中国有无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占领科技金融军事的制高点？我认为很有可能。美国不卖给中国雷达预警飞机，中国就造出来了；不卖给中国航空母舰，中国就造出来了，所以中国的科技上升得很快，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科技现在还在追赶美国。 美国的科技为什么可以占领制高点？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为什么美国能吸收？美国立国时，所有州立大学受惠于“土地赠与大学”制度，大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不仅地价要远比欧洲、亚洲的便宜，科学家大批地在小城市里专心做学问，不想升官不想发财，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出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哪？剑桥，旁边就是奶牛。我去看看牛顿的苹果树，奶牛在那哞哞叫。当年德国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在哪？哥廷根大学，那个小城大概只有几十万人口，在中国相当于一个小的县。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就要像当年大革命时期，沿海有为青年到延安去创建革命根据地一样，把沿海大城市的研究型大学，有计划地迁到内地去，建立十几个全世界最好的综合性的研究中心，而且跟产业、金融营销整合，我们不要搞国企集团，我们学美国，叫做大学基金会。你给我10年、20年时间，中国一定是全面占领世界制高点，我有这个信心。 用三句话做总结。 第一句，由分到合，从分析科学走向复杂科学，中国整体思维有优势。西方分析科学从希腊到意大利，一直到20世纪到终点了。现在世界走向复杂科学，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整体论的时代，要“合”。在“合”的方面，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有优势。 第二句，世界发展的规律，时间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空间角度看，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所以中国现在是边缘崛起挑战核心。 第三句，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产业技术的新陈代谢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所以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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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被忽视的三个“体制性福利”[/url]
【研究员】：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一直有个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对富豪的“保护”不够。但这个问题，必须要看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谭保罗在“南风窗”指出，私人家族控股企业的上市或再融资，其实是通过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换个角度看，这种明火执仗的圈钱行为，是国家信用在给他们背书。这是不折不扣的透支国家信用的行为！监管者身处这个充满权力、利益博弈的市场之中，如何通过改革来重新捍卫国家信用，让其不再继续被这些私人家族透支？富人该享受的“福利”应该享受，而不该享受则应该改变。这正是刘士余“亮剑”大股东私人家族所释放的一个信号。
这几天，最让人心情沉重的消息，一个是湖南的水灾，一个是一位姑娘的失踪。 章莹颖是个先后就读于中大和北大的才女，她在美国访学期间，被一名当地男子绑架。嫌犯已被起诉，但调查人员初步判断，她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说，不要将中国深夜撸串的安全感带到美国。诚哉斯言。 那么，为什么我会把这件事和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推动监管新政联系起来呢？一个是中国人在美国的人身安全问题，一个是中国国内股市的整顿问题。看起来，两件事风牛马不相及。 其实不然。我们现在不再讨论章莹颖失踪这个让人沉重的案子，只讨论中国良好的治安，那么你会发现，尽管国民人身安全是现代国家必须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但在如今这个不时发生战乱、恐袭的世界，这种人身的安全感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一种“体制性福利”了。 对穷人如此，对富人更是。如果我说，中国是富豪阶层个人安保成本最低的一个经济体，我相信反对的人也不多。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富人群体在中国享受的“体制性福利”远比普通人想象的多，比如，股市套利的低成本（违法成本）。 但情况正在改变。富人该享受的“福利”应该享受，而不该享受则应该改变。这正是刘士余“亮剑”大股东私人家族所释放的一个信号。 中国富豪被忽视的三个“体制性福利”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一直有个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对富豪的“保护”不够。但这个问题，必须要看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比如，从人身安全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富豪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梳理一下近年新闻报道，你会发现中国内地，基本上很少会出现富豪被绑架或被暴力伤害的新闻。有些关于绑架的电影，其实是一种现实的艺术放大，不必当真。内地良好的治安，更不会发生香港绑匪张子强“专绑豪门”那样的离奇故事。 唯一的新闻是，2013年，曾经当过全国首富的，哇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在回家途中，被一位中年男子纠缠，手被其划伤。有报道称，对方手持水果刀，宗庆后四根手指的肌腱被砍断。起因是男子失业，他希望宗庆后给他找一份工作，但宗似乎没答应。 一位曾给富豪当过私人助理的人曾对笔者说，你看中国的富豪，很多人都没有保镖，你信不信。前些年，即便是一些富豪参加公开的会，这些会往往人员混杂，但也只有一个女助理提个包，外加一个司机就行了。这在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不过，这两年，富豪群体开始提高了警惕。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宗庆后被伤，给很多人敲响了警钟。但富豪“私人安保”的严格程度，还是比国外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的原因显然是，中国治安的确好，特别是绑架和命案这样的危害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国家信用的案子，几乎“有案必破”。当然，富豪对“潜在绑匪”不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也知道，那些真正足以危及富豪人身安全的事，请一百个保镖都没用。 实际上，笔者一直都有个观点，即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富豪的一个“天堂”。除了那些酒色财气、声色犬马的享受之外，富豪在中国社会至少有三项重大的“体制性福利”，第一项就我们讨论的人身安全保障，富豪个人的“安保成本”非常低。 二是税低，乃至没有。比如，自然人股东在股市赚取的资本利得基本上不征所得税。房产持有税基本上也不征。你必须知道，这两样刚好是富豪发家或资产增值的主要途径，它们的税竟然低到外人不可想象。 对于这种富豪的低税，很多中国人只是关注到了实体企业税高，但却没有关注到如果不做实体做股票投资、炒房，那么税就低了。所以，这是一种“体制性福利”，尽管它鼓励脱实向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三是金融套利空间大，这个第三点，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刘士余股市“亮剑”的原因。 第三个“福利”是在透支国家信用 中国的股市是融资导向的，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明白的观点。但仔细考察其中一些制度设计的微妙细节，你才知道到底什么叫“融资导向”。 举个简单的例子，集体诉讼是美国股市广为人知的证券诉讼制度，它甚至成为了美式证券诉讼的代名词。律师和中小股东从这个诉讼中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暴富，而违法者却可能赔得“倾家荡产”。这种特殊的利益分配模式，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律师和投资者的诉讼积极性，并很大程度遏制违法者的违法动力。 在中国，一些法学界人士一直呼吁要引入集体诉讼制度。目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个制度的一个“中国化翻版”——股东代表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比如A股常见的“董监高”侵害公司利益）时，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的一种诉讼形态。 但股东代表诉讼最大的问题是，它有个极为巧妙的“机关”——诉讼所获的赔偿归于公司，而参与诉讼的股东只能通过所持公司的股权得以“间接受益”。这几乎是一个恶意满满的立法玩笑。 这种诉讼利益归属的设计，就是一种“融资导向”。因为，这降低了投资者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诉讼的积极性，因为证券诉讼的成本很高，如果没有直接的、巨大的利益补偿，那么往往是诉讼的成本高于收益。这是一种“恶法”，导致中小投资者基本上没有诉讼积极性。 此前，曾有一个观点认为，这些“融资导向”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国很多私人家族其实是搭上了国企融资“特权顺风车”，享受了“国企待遇”，而国企却越来越在“背黑锅”。 国企为什么“背黑锅”？因为，“为国企融资服务”一直被看成是股市所有问题的根源，但实际上，中国国企更热衷于债务融资。否则，国企怎么有那么高的负债率，怎么会有“债转股”这种东西。 此外，这些私人家族控股企业的上市或再融资，其实是通过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换个角度看，这种明火执仗的圈钱行为，是国家信用在给他们背书。这是不折不扣的透支国家信用的行为！ 监管者身处这个充满权力、利益博弈的市场之中，如何通过改革来重新捍卫国家信用，让其不再继续被这些私人家族透支？ 当然，也要保护和捍卫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这场充满了利益博弈的改革之中，那些手中持有存量股票——特别是被高估股票的套牢散户们，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是温水煮青蛙，还是咸鱼翻身？ 我们无法告诉你一个直接的答案，但你或许应该知道某些大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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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指南：“曹德旺们”该如何招架工会的强势来袭？[/url]
【研究员】：
时隔半年，曹旺德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福耀在美国被工会“怼了”的事情一再发酵，“工会”两字这才走进国人的视野，顺便把“企业跨文化管理难”的问题提到了台面上。美国道乐咨询集团高级研究员薄正源认为，中资企业确有受人诟病的短处，与其说是工会故意添堵，不如说这其实意味着跨文化管理问题的激化与浮出水面。只有将当地文化与公司的管理观念融会贯通，建立起良好的内部员工沟通机制，才能实现高效管理，既减少美国雇员为中企工作的“陌生感”，又能赶在工会介入之前内部消化各类问题。
福耀玻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安全玻璃和技术安全玻璃生产商，自进入美国市场以来，已经获得了美国各级政府和行业内支持，堪称中资企业出海之典范。即便如此，跨境劳工管理依然拖累了福耀前进的步伐。工会不知疲倦地活动、“乐此不疲”地招揽员工入会，不仅煽动得福耀上下人心惶惶，更给福耀带来切实的经济损失。 然而，受工会之苦的在美中资企业何止福耀一家，2014年金龙精密铜管集团在阿拉巴马州设厂，为亚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创造了大约290个就业岗位。该公司十分注重团建，总是召开野餐会，招待员工家属。然而公司尽心尽力地安抚人心，却依然没能缓解美国员工与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工会猛于虎？ 海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一旦成立工会的话，成本就要增加20%~30%”。此话不假，即使是美国本土企业，也深受工会的困扰，今年的美联航拒客事件就从侧面体现了企业与工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多企业宁愿开罪作为衣食父母的顾客，也不想惹了工会，徒增无益的烦恼。 其实国人对工会并不陌生，但不同于国内公会形似居委会的角色定位，美国工会之势力甚至影响着总统和地方选举，这绝非国人能够想象与理解的。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处于困境中的工人自发组成政治性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1935年瓦格纳法案和1938年平等劳工法案，直接划分了美国劳工关系的监管结构。法律赋予工会以权力，从此奠定了工会蓬勃发展的基础。 1955年，美国两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摒弃前嫌重新合并。半个世纪过去，随着工业环境越发复杂，美国的劳工保护越发全面，监管也越来越详细。时至今日，工会早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由于工会可以通过基层组织号召会员给特定候选人投票，因此，多数情况下，工会资源投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党候选人的决定。2008年的总统选举，奥巴马也算得上是被工会及其背后的势力一手打造成了黑马。 把工会摆到放大镜下就会发现，这早已不是单纯的社会运动，其运营者不再是政治素人出生的工人团体，而是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其运营模式也更近乎设计精巧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美国工业联合劳工大会（AFL-CIO）居于整个工会体系的顶端，不仅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工会提供有力的声援和战略支持，还设法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保护劳公权益的立法。 全国性工会则在战略层面代表劳工的利益，其运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际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就属此类，这一次与曹旺德正面杠上的正式该工会的下属分支UAW Local 696。这些地方分支就像工会“大军”麾下的“排头兵”，直接与雇主打交道，在技术层面组织员工进行维权活动，乃至发起罢工行为。 尽管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工会的成员人数和代表人数就在逐渐降低，但在美国庞大而繁复的商业监管机制中，工会及其相关的劳工关系已经处在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位置。因其活跃程度之高、可运用政治资源之广泛，工会已然成为各大企业的心头大患。 缘何在美中资企业屡遭工会之“祸”？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卷入全球化，中国商人逐渐将目光放到美国市场。在门外汉的传统印象里，在美国开办企业几乎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哪比得上国内划算。但实际上，除了工人工资直线上升外，在美建厂的成本要比国内低得多。 以工业用电为例，墨西哥、美国等美洲国家的电费折合人民币每度0.38元，而在中国却是翻了一番，每度工业用电在0.67元以上。目光老辣的投资者自然不会错过在美建厂的成本优势，更何况还有许多隐形利好。单就出产于美国的商品可以绕开关税壁垒，获得免税待遇这一好处就足以使企业效益翻倍。 交流的大幅增多必然导致摩擦几率的加大，许多前往美国淘金的中资企业不无苦恼地发现，即使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之后的经营依旧面临诸多困难。工会就是其中一座大山。 事实上，现有的数据已经表明，工会的形成将不可避免地加重人力资源成本。如若企业与工会谈不拢，集体谈判等活动就在所难免，这无疑给劳资双方都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更糟糕的情况是劳资谈判的破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工会往往倾向于组织罢工活动，与企业破釜沉舟地一战，期望通过给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向资方施压。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了，对于资方来说，要么屈服，要么破罐子破摔，先辞了罢工人员，再封了厂房，然后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其实“曹旺德被怼事件”爆出来前，在美中资企业也没少遭到工会的“刁难”，只是往往烈度较低，未受到广泛的关注。而这次声势之浩大，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口号给了美国工会与中资企业对着干的底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资企业确有受人诟病的短处，与其说是工会故意添堵，不如说这其实意味着跨文化管理问题的激化与浮出水面。 早些年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几乎都以收购为主，鲜少空降新的中国领导班子，这种情况下，原单位的核心团队依旧保有巨大的独立性，也不需要与美国员工频繁地打交道。 这就形成了路径依赖，中国企业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错把公司经营顺利的原因归结于“有钱能使鬼推磨”，继而忽略了外国人领导团队的作用；二是误以为经营无难事，国内外月亮一样圆，照搬中式管理理念而不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这两大误区的杀伤力是强大的，前者使得中企不识“走出去”之难，后者惯得中企领导不知变通，更看不清此种模式之弊端。尽管福耀是一家足够优秀的企业，但仍逃不过传统中式管理的惯性，重绩效而几乎不与员工打交道。 语言文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交流之中，更体现在公司的打理问题上。“曹旺德们”可能习惯了老实巴交听指挥的中国工人，而看不到美国工人更看重友好对等的上下属关系。 中资企业该如何招架工会的强势来袭？ 特朗普上台前就一直嚷嚷着要借制造业提高就业率，因此，为了尽可能争取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国资本和技术配套美国当地劳动力是中资制造业进军美国市场的最稳妥组合。 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挑战——跨国劳动力管理和跨文化交流。中美两国之间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监管环境，以及相关政治政策因素都大相径庭。更何况，美国各州之间的情况也差异巨大。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经验较少，理不清工会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与影响力确实情有可原。 但这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特色”劳工关系从来就不是只针对中国的洪水猛兽，20世纪80年代，很多进军美国的日本企业也频频受挫，不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存在矛盾，就是产品被指不符合美国消费需求。 事实上，福耀的问题也是40年前本田公司在俄亥俄州遇到的困难。但40年过去了，本田成功与各利益相关方保持了紧密的关系，避免了与工会的正面冲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资企业不妨借鉴其他国家的公司是如何在美国扎根的，尽快适应当地的经营管理文化，以免情况恶化，出现罢工或受工会针对等负面新闻，损害企业价值与形象。 跨国劳动力管理的根本在于“知己知彼”，曹旺德这次“栽”在工会手里，很大程度要是因为福耀对当地情况还是所指甚少。许多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总是花费巨大精力研究当地的法律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真正撬开合作大门的关键在于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只有将当地文化与公司的管理观念融会贯通，建立起良好的内部员工沟通机制，才能实现高效管理，既减少美国雇员为中企工作的“陌生感”，又能赶在工会介入之前内部消化各类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治世之道也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正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群众力量无限大。工会也好，公司也罢，想要顺利运营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对于中资企业来说，对付工会的最好招数就在于拉拢员工人心，使员工接受企业自己的管理理念，让工人意识到公司上下其实有着同样的诉求。而这也恰恰是跨文化管理的艺术。 当然，不得不承认，工会在很多时候都颇具“流氓”特色，为了照顾自身成员的利益，工会经常以强硬的姿态提出近乎无理的要求，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面对如此“难搞”的工会，中资企业还有一招“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工会横行霸道的时候，才打入美国市场的中资企业如若“惹不起”，倒不如选择前往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扎根，例如阿拉巴马州等。工会影响小的州往往经济也稍逊一些，中资企业前往那些区域不仅能避开工会，更能得到政府的优待，岂不一举两得。
社会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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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露出软肋：不要把问题搞大了，政府自有底线[/url]
【研究员】：
伴随着官媒对《王者荣耀》的讨伐，腾讯帝国露出了一种软肋，一种隐忧。张俊在“中国企业家杂志”指出，归根结底，是时代正在发生改变。对内投资驱动的时代正在渐渐成为过去，而互联网，恐怕不会再有野蛮生长的红利。过去我们常常以为，是政府“太笨太慢”，所以管制总是远远落后于创新，但是现在看来，可能真相是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其实通透得跟明镜似的。为了鼓励创新，让你先放手做，但不要把问题搞大了，政府自有底线。永远不要低估政府人员的智慧，永远不要低估政府的智囊和专家，更永远不要低估政府的技术和法律。
过去的几年里，腾讯几乎是所有产品型创业者的偶像、噩梦和期望的“爸爸”，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每个人创业时，都会心惊胆战地想一个问题：万一腾讯也做了怎么办？ 一、无解的腾讯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产品为王的时代，企鹅的产品能力太强了，它有全中国最精英的产品经理队伍和最好的产品氛围，又有巨大的流量优势。前有马化腾QQ治天下，后有张小龙微信造神，现在又有了姚晓光的《王者荣耀》。腾讯在产品方面的能力几乎让人望尘莫及。 作为一个辩手，我常常将其比作武汉大学辩论队。 1. 大多数211、985拼尽全校资源可能组合出两到三支全国赛实力的队伍，而武大可能每个学院都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出十几套阵容。 2. 武大内部的金秋辩论赛，竞争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全国赛。 3. 武大比大多数高校都拼命，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 在我眼中，腾讯就是这样，围绕产品的专业主义和精英文化到了极致。 我们可以尽情嘲讽百度落伍、阿里产品渣，但唯独对腾讯，大多数产品经理都免不了心生敬畏。 有了如此强大的微信，像黑洞一样吸走了所有的流量、眼睛和时间，这简直无解。 但是到了今天，伴随着官媒对《王者荣耀》的讨伐，腾讯帝国露出了一种软肋，一种隐忧。 隐忧并不可怕，上一次腾讯出现隐忧还得回溯到3Q大战，结果却是腾讯借助危机凤凰涅槃、面目一新，完成了从成功的抄手到牛逼生态型公司的进化。 那么这一次，问题出在哪？ 二、盈利结构之忧 1.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大赚钱 毫无疑问，腾讯最核心的竞争力是社交，也就是微信（和QQ）。但是微信不那么赚钱，还很烧钱。 还记得那些通信运营商吗，他们提供了4G网络和宽带这样的管道，但总体已经边缘化、管道化，不赚钱，反而管道之上OTT的互联网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微信作为当下最厉害的沟通工具，是不是也可能出现管道化的问题呢？本身不赚钱，赚钱的模式展开有限，很多利润被管道之上的玩家吸走。 同时，微信吸引用户时间的核心点，朋友圈和公众号，正在潜伏危机。 伴随着弱关系的涌入，朋友圈变成了汇报工作、装逼、微商、搏眼球文章的秀场，朋友圈三天可见推出后，很快很多人都开始设置三天可见了。 与此同时，对公众号的大规模整治已经吹响号角，公众号红利已经过去，陷入了阅读率5%、打开率2%的危机，阅读量激增不能带来涨粉，涨粉不能显著提升阅读量。 2.最核心的盈利点是游戏，但是游戏非常容易被盯上 是游戏都会想让人沉迷上瘾，但沉迷上瘾也就意味着留下了一个一定会被清算的点。 《王者荣耀》是腾讯游戏领域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是产品力的极致，做出了最适应手机碎片化场景、最适合社交的游戏形态。但是前几天笔者就作出了预言： 结果，没过两天就传来消息，在各种对《王者荣耀》的口诛笔伐中，腾讯股票下跌5.1%，1099亿港元蒸发。 其实我哪里是未卜先知，一切早有征兆，只是你没注意到而已。熟悉政治特点的人，自然很容易窥见端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腾讯行情就此一蹶不振。这只是个小风波，但是透出了一些隐忧，那就是盈利结构对游戏太过倚重，这和Facebook是完全不同的。 3.盈利结构必然调整，大规模消耗战正在到来 盈利结构必须改变，游戏的比重一定会降低，广告和交易支付的比重一定会提升。 这就客观上导致，腾讯一定会加强内容建设和本地商务建设，于是和百度、阿里、美团、头条都将进入犄角之势。 还记得这张图吗？请记住，这不是贪婪所致，而是形势所迫。 眼下微信和支付宝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打响两年，接下来会有更高程度的消耗战，包括在投资布局领域的战争。 腾讯在2B和线下两个维度先天不足，但凡需要地推的、比较笨重的脏活累活都干得不大好，而更多寄希望于产品足够好，别人自会来跪舔。所以未来的战争一定会有大量的线上消耗战，而且这些战争，很可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三、养狼文化的可能弊端 一个公司最大的弱点，往往藏在最大的优点之中。 腾讯最牛逼的基因在于养狼的产品文化，公司内部孵化着无数产品团队，互相竞争，内部团队的竞争远远激烈于外部，产品经理都是高度专业的职业玩家，一切围绕一线，让看得见炮火的人做决策。 但这也导致企业治理很容易失控，内耗只是明显的问题之一，更大的隐患在于： 一方面，团队们非常容易抄袭别人成熟模式，陷入舆论危机。这是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的，很多时候不是马化腾要抄谁，而是一线的产品团队们一定会去模仿市场上成熟的模式。 另一方面，团队们非常容易执迷于产品魔力而陷入沉迷上瘾的舆论危机。很多时候让用户成瘾是产品经理的天职和造诣，但却常常成为忧患的起点。 前面说过，腾讯的传统强项在2C、在线上，而伴随着线上红利的消失，与其他线上巨头之间的"抢用户时间"战争就会不可避免的爆发。而腾讯的养狼文化，非常可能导致它的整体像二战的日军一样，攻击性和侵略性十足，于是各种擦枪走火。 严重陷入大公司病、传统路径依赖、战略方向混沌不清的百度，明显陷入大公司病、用强运营和大促销来打强心针的阿里，在大家的眼中都是满满的槽点。唯独腾讯，产品精英文化之强让你几乎找不到槽点。 但是这是在中国，眼下的中国，这个最大的优势可能藏着隐患。 四、必然的上瘾 回到开头，腾讯公司最核心的优势在于产品力，这表现为：工具让人依赖，娱乐让人上瘾。 李明远说，任何一个牛逼的商业都要追求高频和规模。这两个怎么来？ 如果是工具就要追求刚需痛点效率激增，从而让人依赖。但如果是娱乐，就一定会追求让人快速爽、还想要、持续沉迷，上瘾就是原罪。 一般来说，快速生产多巴胺和建立长期心流的东西，都是上瘾的，甚至可以说文学、工作都存在某种上瘾机制，但为何它们不会被指责？ 游戏和色情的上瘾为何被视为洪水猛兽？前者影响了一个人正常价值的建设和能力的养成，后者对抗了中国两性关系的公序良俗。 什么叫正常价值建设和能力养成？你天天玩《王者荣耀》，就没心思好好学习工作了。虽然玩《王者荣耀》可能也是有价值的，但是目前主流社会更认可学习工作的价值。 很多人把《王者荣耀》比喻成菜刀，说菜刀没错，错在人。但是很遗憾，对于政府和舆论来说，先天就会上瘾的产品是不能比喻成菜刀这样的工具的，而更近似于毒品。 在此，我无意指责“游戏成瘾”这样一个问题，我自己从小就是骨灰玩家，内心深处钟爱游戏。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上瘾这一特性在政府和舆论面前将非常不妙，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腾讯在工具领域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有可能面临的问题是“管道化”，工具厉害但不那么赚钱。那么娱乐领域势必追求令人上瘾，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一切都是利润和人性驱动，商业本来如此。 于是，一切就真得看国家是怎么想的了。 按照“奶头乐”理论（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提出），一些低俗的、迅速令人沉迷的娱乐，实际上是大多数底层穷人的麻醉剂，所以很多时候各国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为了让大家忘记现实的焦虑和不平。 但我们的政府是提倡和弘扬正能量的，是有价值观“洁癖”的。 于是在娱乐领域，腾讯无往不利的产品力导致其必然吸引无数依赖沉迷的用户，而这又几乎一定导致国家不可能坐视不管。 问题即便今天不爆发，它也依然存在，即便腾讯已经拥有海量离不开的用户。 五、时代的变局 归根结底，是时代正在发生改变。 过去一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投资驱动、鼓励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野蛮生长”，这带来了房产、金融和互联网三大红利，这是三个非常明显的阶层上升通道。 但是现在，对内投资驱动的时代正在渐渐成为过去，因为中美之间正在面临的各种系统性风险，对金融的管控必将史无前例地强化。 而互联网，恐怕不会再有野蛮生长的红利。过去我们常常以为，是政府“太笨太慢”，所以管制总是远远落后于创新，结果总是留出足够的窗口期。 但是现在看来，可能真相是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其实通透得跟明镜似的。 为了鼓励创新，让你先放手做，但不要把问题搞大了，政府自有底线。 而实际上这两年的事情可以看出，政府管制到来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政府的反应大大提前。 公众号3年，滴滴也就2年，P2P也就一年半，直播也就一年。以后，只怕会越来越快，快到你根本没法做出一个上市的公司。 永远不要低估政府人员的智慧，永远不要低估政府的智囊和专家，更永远不要低估政府的技术和法律。 甚至那些四处投资的机构们，有一天也会面临国家队集体进场的压力。 所以对于腾讯来说，线上黑洞、上瘾依赖、养狼斗狠，这些野蛮生长时代的优势，能不能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时代？或者说到了下一个时代必须做调整，盈利结构要改变，即便上瘾能带来巨大的利润也要谨慎和克制。而这个调整，恐怕不可避免将带来腾讯和阿里、百度、头条甚至美团的一场史诗级战役。盘子没那么大了，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这里笔者所说的只是软肋，绝不会导致腾讯立刻倒下，也不会收入锐减，甚至短期内也不会成为增长瓶颈。 但是怎么说呢？隐忧已经埋下了。巨人倒下的时候，身体还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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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党纪无死角！党员干部该如何使用微信？[/url]
【研究员】：
7月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微信使用莫“任性”》，怒批少数干部“任性”使用微信的现象。文章称有人在“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人在微信群发放红包拉票贿选，更有甚者利用微信造谣、传谣……党员干部究竟应该如何使用微信，值得我们深思。本文综合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工人日报微信、党建网微平台等媒体报道。
当下，使用手机发送微信，在“朋友圈”转发各类文章、信息，是人们互相之间交流、沟通、联络、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然而，一些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苗头在微信上出现。 1、妄议中央 一些党员干部在微信群、“朋友圈”忘了自己的身份，随意发表观点。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某，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发表评论公然否定“一国两制”。随后，其观点被大规模转发，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吴某也因“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受到纪律处理。 2、造谣、传谣 “朋友圈”看起来似乎是私人空间，其实更多的却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经过数次转发后，其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根本无法想象。有的党员干部虽没有在微信上发表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论，却在微信上有意无意地传播谣言。 2016年11月3日晚，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干部黄明成携家人去县城某超市购物，听见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呼救，“有人抢劫”，黄明成前去追赶歹徒，但没有追上。在返回的路上，黄明成听见有人议论，县城近期有人抢小孩，抱上车就跑。回家后，黄明成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身边的人。于是，在没有调查事件真实性的情况下，他编写了一条“沱江县城街道上连续发生抢劫和抢小孩案件，抱上车就走”的信息，在微信群里发布。这条谣言被频频转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2017年1月，黄明成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拉票贿选 除了发表不当言论、传播谣言，微信可以收送小额红包的功能也成为个别党员干部搞违法乱纪、利益输送的工具。近年来，各地查处了多起换届选举期间发放微信红包贿选的案件。 比如，广东省河源市仙塘镇古云村党支部书记李某，就因在党支部微信群里给41名党员干部发放数万元微信红包涉嫌拉票贿选，被立案调查。既不逢年过节，又无喜庆之事，且在换届选举的特殊时期，发红包的用意不言自明。不论金额大小，不管用意如何，党员干部通过微信收送红包当慎之又慎。 执行党纪无死角，微信也不例外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了关于党员干部使用微信的行为规范，给党员干部使用微信明确了要求、划出了红线。 浙江：干部微信明确“十条戒律” 1、不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违背中央、省委决定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2、不泄露党和国家以及单位的秘密。 3、不制造和传播各类谣言。 4、不转发有违社会公德、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低俗文字和图片、视频。 5、不违规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以及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推销、推广活动。 6、不违规收受微信红包。 7、不传播迷信信息和从事迷信活动。 8、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拉票贿选。 9、不公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私。 10、不发布其他不当言论。 天津：党员干部使用微信“十严禁” 1、严禁部机关党员干部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 2、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言论、图片、视频等。 3、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言论、图片、视频等。 4、严禁在微信中发表或转发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歧视以及涉及邪教、恐怖暴力、封建迷信的言论、图片、视频等。 5、严禁利用微信群编织“关系网”，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拉帮结派、拉票贿选等。 6、严禁利用微信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券。 7、严禁在微信中泄露、扩散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 8、严禁在微信中转发、谈论低级庸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内容。 9、严禁在微信中制造、传播谣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私，对领导和同事品头论足、传闲话，以及对所从事工作发牢骚，传播负能量。 10、严禁利用微信从事其他与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活动。 不仅这些，福建省厦门市发出通知“严禁公务人员通过现代物流快递、电子商务等隐蔽手段收受电子礼品预付卡、微信红包”；辽宁省辽阳市要求“不准收受带有工作贿赂性质的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各种电子红包，无论数额大小”；江西省奉新县要求“严禁以微信红包的形式进行赌博、变相收受贿赂”。此外，多地纪委也把收送微信红包等相关违纪行为纳入了监管范围。 党员干部微信“使用指南” 因为使用微信不当受到党纪处分的案例不少，其表现形式与原因也不一而足。这其中，有侥幸心理的诱使，也有纪律意识淡薄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都在于违纪者没有时刻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没有时刻绷紧纪律之弦。 如何从根本上认识到使用社交平台的“度”？这里有一份微信“使用指南”推荐各位党员干部学习： 微信朋友圈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开场合？ 答：在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背景下，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媒体人。微信朋友圈，不像传统意义上只有家人和好友组成，而是由许多社会关系组建而成。朋友圈其实已经慢慢具有了媒体属性，所以微信朋友圈不是私域，而是一个公共场所。 在微信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是否违纪？ 答：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顺应新的时代背景，适时增加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新的表现形式。如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走网络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关于网络群众路线，中央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面对朋友圈不时出现的负能量，党员干部可否视而不见？ 答：否。朋友圈越是“乱”，就越需要党员干部助其恢复有“序”；越是没有“正能量”，就越需要党员干部作为“正能量”发语发声。党员干部要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定立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精神，传播朋友圈里的“正能量”。 党员干部如何当好朋友圈里的正能量？ 答：一是要坚定信念，把红色信仰作为最有力的武器，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历史虚无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等“负能量”、“歪能量”、“黑能量”。二是要敢于担当，对朋友圈里的“负能量”及时予以制止、澄清、劝说、教育。三是要善于发声，以旗帜鲜明的观点澄清事实，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贴近群众。 党员干部用朋友圈表达诉求是否违纪？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受到纪律处分。这就是说，党员朋友圈表达诉求，关键看诉求的内容，如果是不正当的，是涉嫌为自己谋取私利的非组织活动，尽管没有送礼，不构成贿选，但一样构成违纪。 党员干部能利用朋友圈开微店卖东西吗？ 答：《人民日报》下属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曾发布信息指出：除了党政机关干部、公务员以外的党员，是可以开淘宝店、微店等进行营利的，但前提是不能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力为自己、亲属及利益相关人谋利。 党员干部是否可以通过朋友圈“单位工作分组”可见，单独发送机密信息？ 答：涉及国家和工作单位机密的信息不能发，哪怕一对一发也不妥，信息网络时代都有被记录和泄密的可能。 党员干部在朋友圈分享文章应注意什么？ 答：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把握好自身的定位，坚定政治立场，在网络上转载文章时，应首先对文章进行甄别，再发布。 如何安全设置微信个人信息？ 答：①很多人喜欢使用自己的真实照片作为头像，但这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进而冒用你的身份进行违法活动，所以不建议使用自己的照片作为头像。②尽量不要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作为昵称。③开启“加我为朋友时需要验证”选项。④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张照片”选项。⑤微信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数字和字母尽量都要涉及到，并且字母要大写小写全都包含，最好加入“@”或者“.”等符号。
国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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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异床同梦”[/url]
【研究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7月3日上午与特朗普电话交谈期间警告称，中美双边关系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此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激怒北京的行动。本文是清华大学学者黄思为、严飞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的专访。何汉理教授认为，特朗普个人背景特殊、经验有限，目前我们不宜对他的举动做过度反应，而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美国社会对国家实力观感的变化。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应当正视两国互不信任的现状和两国竞争性关系的实质。特朗普或为北京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中国受限于自身因素，距离“国际领导者地位”还有漫漫长路。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已经近半年，期间白宫内部人士任免过程充满坎坷，而特朗普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政策制定亦都不乏争议。对北京而言，特朗普是全新的面孔，他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的姿态往往使相关局面更为复杂，为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增添了不确定性。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 问：不少分析人士都指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外交正经历转型，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为世界带来更多不安。你对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整体观感如何？ 何汉理：首先，我们目前依旧不够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作为总统的姿态和观点，但是“观点”和“政策”之间是有差别的。特朗普的姿态与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有所不同：他不问“美国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而在意“世界可以为美国做些什么”。特朗普对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抱有质疑，包括自由贸易协议、多边国际机制、对外援助、联盟体系以及海外人权推广等等。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外交部署的细节依旧不明朗。特朗普至今并没有在政策细节上做过多的承诺。他所组建的团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他缺乏外交经验的背景、他的内阁组成的复杂性都导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非常难以预测。同时，如历任美国总统一样，特朗普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将在一系列法律和机制约束下行动。 最后，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言，导致政府的政策“脱轨”的原因之一即是“意外”。决策者预料之外的事件时常发生，而决策者必须采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很可能占用政府在其它事项上的资源、注意力，从而打乱了政府的计划。换言之，意料之外的事件可能在塑造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领袖而言，尤其是对北京的领导人而言，“特朗普现象”是他们此前未曾经历过的。特朗普似乎对美国长期以来对华外交政策的种种“常识”提出了挑战，其中的不确定性相当高。问题是，不少人夸大了特朗普的一些具体言论、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的言论的重要性。我认为，承认“我们目前（对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还所知甚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无需过于急切地下结论。目前这届政府的总统经验尚浅，团队尚未成型，与国会的关系紧张。相关局势会逐步明晰，我们不妨静观其变。 问：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优先”，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种“19世纪的外交思维”。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特朗普的当选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身份认同正进行反思？ 何汉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是否认为它拥有充足的资源与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软实力等等）。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充分信心时，它就会愿意为世界做出贡献，正如个人在感觉安定、富裕时就会乐于参与慈善事业一样。当个人或国家感受到贫瘠与威胁时，他们就会专注于自身。我认为这是理解如今美国现状的关键。当然，今日的美国依旧是强国，但不少美国人并不对此抱有信心：他们认为今天的美国并不如自己过去所想的那么富强和安全。正是这种观感引发了不少民众对“美国优先”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让美国再次强大”。相应地，美国民众认为今天的美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慷慨了。这是大部分美国民众在观感、心态上的变化。 如前所述，态度和实际政策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美国实际外交政策更多取决于特朗普自己的决定。我认为，在对外事务上美国公众会给特朗普不少迂回空间，不过有几个例外：一是新的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二是长期持续的战争。这时美国公众的意见将通过国会集中，对总统造成巨大压力。 问：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不少分析就认为其最大的执政特色将是“难以预测”。在过去数月里，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特朗普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屡屡让世界震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风格上，有哪些关键元素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何汉理：特朗普本人曾强调过“保持难以预测”的益处，不过我认为目前他的行为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他本人尚未拿定主意。围绕美国外交，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但却没有给出他的答案。我非常怀疑特朗普会否真的疏远“北约”（NATO）、削弱与日韩的联盟关系；我认为他只是从“美国优先”的角度发问：“美国目前的联盟体系对美国利弊几何？”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之前在海湾战争期间以及西太平洋的安全体系建构期间，这个问题都被提及。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特朗普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希望他能够以理性、缜密的方式来吸收这些对他而言全新的讯息。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特朗普时常对从电视新闻或其它渠道得知的消息做出过度反应，在这方面特朗普需要加强对自我控制的锻炼，这一过程的效果确实是外界难以预计的。 特朗普是以非常独特的背景与经验入主白宫的：此前他并没有担任过公职，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政策观；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营的是一个家族式地产公司而非大型企业。当然，以往的美国总统如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在入主白宫之前也缺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但他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军事指挥和外交的经验。里根总统也并非传统政客出身，但他的性格比特朗普更为沉稳，并且有过连任加州州长的经历。华盛顿建制派对于“外来者”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显然不熟悉特朗普，因此他们对特朗普的执政能力持有相当的质疑。 我前面谈到，美国人民对国家实力的观感发生了变化。特朗普虽然缺乏执政经验，但他能够理解这种社会氛围的演变。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被遗忘的人群”，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也被特朗普所捕捉并集中表达。这些情绪恰恰是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精英们所忽视的。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情绪将特朗普带入了白宫。在大选结束之后，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应当严肃对待特朗普，而不是照字面意义来理解他”。严肃对待特朗普即意味着理解他的支持者阵营。美国东、西海岸的精英阶层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社会将日益多元化──长期来看这确是事实，但目前作此论断还为时尚早。只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背景与之前的总统们如此不同，支持他的选民阵营过去一直被精英阶层忽视，因此特朗普带来的冲击才如此之大。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问：从宏观角度上看，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一口号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有相似之处？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这种结构性矛盾会否导致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中的互不信任程度增加？ 何汉理：简而言之，确实如此。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它旨在考察中美两国在1989年之后试图避免双边关系恶化的努力。两国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举办高级别会晤、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加深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资深民事、军事官员之间建立互信等等。然而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奏效，中美两国对彼此的不信任仍在加剧。为何会如此？当然，上述一些尝试并没有被成功执行，另外一些倡议则显得幼稚天真；不过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同床异梦”，不过我认为当代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异床同梦”：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极为相似，都希望在亚太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两国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国际关系规范的理解差异巨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解读。中美当前面临的互不信任局面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的反映。 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极有可能是“竞争性关系”。长期以来，中美双方都疲于争论中美关系究竟是合作性质的还是对抗性质的，不过这二者都不符合现实。中美关系会日益体现出竞争性，并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竞争”在很多层面并不是坏事：经济竞争应当有利于两国各自发展，笃信民主的人们也应当对不同政治理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竞争抱有乐观态度。但在另一些层面，竞争将会是危险且代价高昂的，例如在安全领域。此外，如果两国在竞争过程中持续关注“谁在交易中占了便宜？谁在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会异常艰难。我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对于彼此将面对竞争的领域有清晰的把握，并且应当对日益强烈的竞争性关系为两国带来的影响有充分的认识。 问：目前，北京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但其中不乏忧虑。如果从“管控危机、避免对立”的角度来看，北京在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时应当注意些什么？ 何汉理：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会在未来逐渐明朗，目前我最关注的是双方对中美关系本身的认识是怎样的。不少人评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之前访华时全面接受了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说法，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蒂勒森在与王毅的会面发言中回避了“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一说法正是“新型大国关系”让美国难以接受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清单一直在变化。另一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层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中越来越少谈及空泛的“合作关系”，而越来越多集中于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的具体事项，这一态度就更为务实。中美双方也需要对结构性竞争关系的构建做出严肃的讨论，降低竞争带来的风险，增加竞争产生的收益。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双赢竞争”。 我的第二个建议牵涉中美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在国际互信建设领域，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基德进行过意义深远的研究，他指出，要消除对方疑虑不能只凭言辞，而是需要实际行动，唯有做出牺牲才能体现诚意。至今，中美双方为增进双边互信做出的努力仅仅止步于口头表态，如“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等等。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表态和说法。中美双方都亟需超越这些三十年来只说不做的表面的言辞，最关键的是，双方都需要承认中美关系将是一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益充满竞争的关系。这也确实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它既非单纯的合作，亦非全面对抗，而是以竞争性作为标志。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领导力”。在过去数月中，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特朗普政府似乎都无意发挥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领袖作用，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备受质疑。与此同时，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正试图展现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形象。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是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捍卫者，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领导力的消长，以及中国当前积极追求国际领导力的意图与能力？ 何汉理：如之前谈到的，当美国社会形成了“美国精力、资源有限”的观感之后，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为新一轮政策辩论的主题。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美国是否应当维持亚太地区的霸权？是否应该维持与亚洲国家的军事联盟？抑或应扮演“离岸平衡者”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特朗普正在唤醒美国内部新一轮争论。 与此同时，中国正尝试在亚太地区施展领导力。我认为中国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或许会取得一定成效。具体到“一带一路”，我们需要审视它的实际意涵：如果它意味着提高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进贸易往来，并且相关投资贸易协议是基于合理的条款订立、可以取得良好的收益，那么这些工程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不过，各界对于中国的倡议也抱有怀疑，担忧中国抱着“帝国主义”思维行事，是“中国优先”。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会否取得经济效益？相关工程的建设是否会引发社会责任问题？它们对中国私有企业部门的吸引力有多大？这些实际操作层面的细节都有待观察。 至于“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很遗憾，这个论断并不能令人信服。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没有做到开放市场，也正因此，美国才将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看得非常重要，要求在协议中体现互惠原则。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信奉重商主义的国家，而非自由贸易主义者。目前，国际社会舆论蔓延着将特朗普视为“孤立主义者”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感。中国“全球化捍卫者”的形象正是建立在国际舆论对特朗普的批判之上。然而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认同自由主义精神的全球化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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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很危险，极有可能把中美拖入战争泥潭[/url]
【研究员】：
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他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与雅典之战的记载，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一个新兴大国挑战一个老牌强国过程中蕴藏的巨大风险。他的新著《注定一战》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使得两国“目前正处于触发战争的碰撞轨道上——除非双方采取艰难而痛苦的行动来避免碰撞。”在近期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峰会上，阿利森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他对最近中美间紧张局势的研判。他认为，历史经验是，新兴大国与老牌强国间的战争未必由这两国引起，很可能是第三方所致，而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与百年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火药桶”多有相似之处。本文为采访实录。
问：阿利森教授，您一直认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于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而战争的导火索可能是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您认为目前的朝鲜局势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导火索吗？ 格雷厄姆•阿利森：这些事件显然提醒我们，朝鲜是目前全球最危险的热点地区，而且它的确有可能使中美两国卷入一场疯狂的，而双方都不愿加入的战争。我们应该记住朝鲜有多危险。 问：您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并把它应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可否请您讲讲这个理论，以及您基于它对过去500年不同国家间的冲突所做的研究？ 格雷厄姆•阿利森：“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自人类最早的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2500年前，记载了古希腊两个伟大城邦雅典与斯巴达间的一场战争，并写下一句名言：“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这带给斯巴达人的恐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在我的书《注定一战》中，我分析了过去500年世界历史上的16个案例。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个崛起的新兴国家威胁到当时占统领地位的一个老牌强国，其中12例以战争告终，另外4例则没有发生战争。所以，说“注定一战”或许有点夸张，但是说现在的局势很危险，极度危险，则一点也不夸张。 这种角力导致的战争，可能既不是由新兴国家、也不是由老牌国家挑起的。并不是新兴国家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一战，或是老牌强国觉得，我最好现在就开战，以免你变得更强大，而是说，他们相互了解又相互惧怕。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下，两国很可能受到第三国的影响，做出一些它们本不想做的决定。如果现在金正恩发射一枚洲际导弹，尝试把导弹打到美国本土，那么美国现在想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朝鲜。如果美国攻击朝鲜，那么就会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国在旁边就会想，等一下，这可能导致韩国吞并朝鲜统一朝鲜半岛，而韩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局面发生。正是出于完全一样的原因，中国在1950年卷入第一次朝鲜战争，就是为了防止美国统一朝鲜半岛，防止在邻居中出现一个美国同盟。 问：在今天的采访前，我在身边的同事朋友中做了个小调查，他们中有中国政府官员，也有外国驻华记者。他们仍然普遍认为，中美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最常提到的两个原因是，首先，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性很高，第二，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但您似乎认为，这两点都不能阻止战争发生？ 格雷厄姆•阿利森：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两点当然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我的确认为任何一点都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在核武器这一点上，当两国核武已经达到“相互保证毁灭”的水平时，也就是说，即便我竭尽全力让你裁减军备，你还是可以毁灭我时，那么显而易见，发动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但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阻止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冒了很大风险，美苏两国与一场核战擦肩而过。如果那一次的确发生了战争，我们就没法说核武一定能预防战争。 在经贸关联这一点上，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确很高。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件好事。但在1914年时，英国和德国的经济依存度也很高，高到一战前欧洲最畅销的一本书——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说的就是，英德经济关联如此紧密，战争只可能是一场幻觉，因为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但后来却爆发了一战。所以我说，研究历史的人会明白，即使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还是可能爆发。 问：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流行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缓慢的下坡路，21世纪的较量将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但您认为中美较量仍然会主导这个世纪？ 格雷厄姆•阿利森：在我看来，美国仍然占据着霸主地位，它在很多领域仍然领先。过去一代人见证了中国在各个领域史无前例的飞快发展，现在中国的确可以在很多领域与美国抗衡。之后的50年内，两国在亚洲对霸主地位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在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较量。而印度呢，如果它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保持稳定的增速——这一点在它近1000年的历史上都没能实现——但如果莫迪总理能让印度保持目前高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并且如果印度人口真的超过中国，那么未来印度可能会作为那个新兴力量来挑战中国这个老牌强国。但我目前还没看到印度维持了这样的增长势头。 问：您似乎认为，两个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最主要原因。而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文化传统也存在根本差异，这些因素又会怎样影响它们间的竞争态势？ 格雷厄姆•阿利森：我考虑各种结构性因素，经济实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军事方面。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加强军备，使得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里，美国在军事实力上都会强过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人认为民主制度是治理社会的正确方式，中国人则奉行一党专政的“负责任的威权体制”。随着美式民主看上去日渐失灵，习近平和普京这样的政治家可能会说，民主制度并不管用。但如果中国政府无法提供它所许诺的，很多中国人也会觉得，我们的体制也没那么好。在这一点上，中美也在角力。 问：您说过“历史可能重复发生，如果人们重复以前的做法”。您认为中美两国该做些什么，包括非常规手段，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阿利森：首先双方要意识到，新兴国家和老牌强国的对抗是高度危险的，而且要彼此坦诚，直视其他国家把两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导火索可能是台湾，可能是朝鲜，可能是南海上的一次事故，都要充分考虑到。其次是，要跳脱常规做法，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就像李光耀所说，中美在21世纪也许可以“分享”亚洲。中国有很多国内问题要处理，美国更是如此。可以想象这两个国家像两个成年人一样坐下来思考：有哪些情况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哪些是可以搁置25到50年再做思考的，哪些则是可以做出妥协的。 有很多因素可以帮助中美避免冲突。比如核武器，它们不会突然消失；比如经济依存度，这让两国都受益；再比如气候问题。中国无法独自抵抗气候变化，美国也不能，如果两国不合作，100年后地球上的气候将导致人类无法居住。可能不是所有美国人现在都认同这一点，但这是事实，美国人最终会想明白。这样的积极因素有很多。 我在书中还提到，人们或许可以从修昔底德那里获得灵感。他记载了雅典的伟大领导者伯里克利与斯巴达签订的一个“30年和平协定”。这个协定说，让我们冻结现状30年不变，只做一些小调整，在此期间我们都着力解决本国问题，之后再看事态如何发展。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想象中国告诉自己：国内有没有事情需要我们干上30年？当然有。美国人也会说：美国国内有没有事情需要我们干上30年？当然也有。 问：中美现在都有很强势的政治领导人。如果在这一代人中，中美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两国间的对抗，最终是因为这两个男人间的对抗？ 格雷厄姆•阿利森：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很好地代表了一个新兴国家和一个老牌强国。在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前，习近平早在2012年就喊出了“让中国再次伟大”，他的说法是“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 新兴国家总觉得自己必将强大，比如中国会觉得，我们当然会重新强大，因为我们历史上一直都十分强大，直到被西方人打扰了。而老牌的美国目睹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种种让自己地位不稳的事情，肯定会想，我们必须让美国再次强大。我觉得领导人的个性会加大“修昔底德陷阱”的几率，而中美这两位领袖性格都各有鲜明特色，可能美国这位更甚一些。 问：在您研究的16个案例中，有 4例没有发生战争。我们能从这4例中学到些什么？ 格雷厄姆•阿利森：每个案例都有其独特之处。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一是美国在一百多年前的崛起，那时候的它就好像现在的中国。20世纪初，美国起先是挑战、然后超越了英国。英国需要决定，是与美国开战，还是调整、适应甚至妥协。由于英国当时还需应对德国的崛起，而德国离英国更近，于是英国决定让自己去适应美国的崛起。英国人的做法很巧妙，它在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它的殖民地加拿大上，毫不妥协，但在其他问题上则愿意做出妥协和调整。这个过程之后，美国人发现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紧密相连，一战爆发后，美国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英国一方。 第二个有意思的案例是冷战。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看起来有赶超美国的势头。以俄罗斯眼下的发展情况来看，这可能让人难以置信，但在那时人们的确这样认为。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时，就认为苏联在1970年末就会超越美国。那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战略，后来我们把它叫做“冷战”。冷战意味着全面对抗，但没有用到枪炮和子弹相互残杀，因此我没把它归为战争，这其中没有杀戮。我们现在可以再次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种类似冷战的策略吗？我认为是可以的。当然现状与之前任何一例都大有不同，所以需要在应对策略上有所创新。 问：有人说，中美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型冷战。冷战为什么一定好过热战？ 格雷厄姆•阿利森：那你是倾向于你的对手骂你两句，还是拿刀子捅你呢？战争是地狱，是成千上万人相互残杀。世界在过去70年里没有发生过大型战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所以战争对你们来说感觉很不真实。我在哈佛的学生就说，战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它们已经结束了。其实它们并未结束。和平是巨大的成就，这项成就需要我们每天都努力去巩固。如果中美间爆发战争，你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脑海里就只剩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父亲们，孩子们将会在战场上互相厮杀。这听起来可能很遥远了，但是1950年中美在朝鲜半岛上就打过仗，那场战争导致五万美国人和几十万中国人丧生。所以，我们两国之前打过仗，后果很糟糕，而现在战争的杀伤力只会比之前的更厉害。所以冷战要远远好过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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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临时结盟应对朝核，或使半岛呈现两极对抗态势[/url]
【研究员】：
7月4日，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并声称“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当日夜，中俄两国外交部共同发表了关于朝核局势的联合声明。国际问题研究者曹辛认为，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是面对半岛冲突风险日增的重大政治表态，表述也更全面，但有几个潜在风险需关注。中俄临时结盟应对朝核局势的办法，很可能使朝鲜半岛凸显出两极对抗的态势。一旦两极对立格局形成，中俄将很难不承认朝鲜拥核的合法性，并给予朝鲜援助，金正恩将大获全胜。避免上述潜在麻烦出现最好的办法，便是两手出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联合国决议处理问题。
7月4日，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并声称“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当日夜，中俄两国外交部共同发表了关于朝核局势的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了中俄在朝鲜半岛有着共同利益，然后同时批评了一心拥核的朝鲜以及重视武力应对朝核的美韩，接着提出了中方应对朝核的“双暂停”和半岛无核化及建立半岛长久和平机制的“双轨制”思路方案，以及俄罗斯提出的分阶段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最后双方表示强烈反对“域外势力”在半岛加强包括“萨德”在内军事存在。 实际上，早在2013年朝鲜核试验时笔者便在文章中提出了建立半岛长久和平机制的观点。去年年初朝鲜核试验后，笔者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即: 以半岛和平长久机制取代板门店临时停战机制；以半岛长久和平机制换取朝鲜弃核；半岛实现无核化。一旦开启这一进程，则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监督下，朝鲜冻结核设施和核试验；同时美韩也暂停军演。谈判、冻结核设施与核试验、停止军演必须同步进行。对笔者的观点，韩国外交专家当时告诉笔者：我们赞成你的观点，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们谈冻结以及如何冻结朝鲜核设施，只有要美韩停止军演，“这我们就不能接受了”。 而7月4日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是中俄面对半岛军事冲突风险日益增长的一种重大的政治表态，其表述也更加全面了，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考虑到朝鲜半岛局势的高度复杂性，以及中俄都是世界大国的事实，有几个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仍需加以高度关注。 中俄对朝核利益关联度有差异 首先一个问题是，中俄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关联度是不同的。 对中国，朝核是距离中国首都核心经济圈地区很近的直接威胁，起码是重大不稳定因素，它还直接影响中国的振兴东北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还使亿万东北和华北人民直接面临核武威胁。 而俄罗斯则不同。二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东北亚战略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利用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和战争拖住美国力量，使其不能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心地区全力对抗俄罗斯，并凸显自己对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从而在国家安全领域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关键性影响。这就是当年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根本原因。因为利益关系，时至今日这种基本考虑俄罗斯没有、也不可能放弃。而且，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与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区相距甚远，即便发生对俄罗斯不利的情况，俄罗斯的回旋余地远远大于中国。 上述情况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严肃问题。 多边外交难办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告诉我们，对大国来说，双边外交是最简单且最有效率的外交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后，中美已经实现了元首会晤，并就解决朝核达成了相当的共识。由于在朝核上的这种合作，中美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现了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的初步好转，相应地，就连日本的对华态度也有了变化，南海局势也逐步平稳下来了。尽管由于朝鲜的行为，最近中美关系又有了新麻烦，但那毕竟是中美两家的事，是两家之间解决的。现在俄罗斯进来，等于把一笔原来两个人做的重大生意变成了三方生意，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重大战略利益输送。而且引入的俄罗斯这一方，无论是其战略思想、视角还是外交、安保经验乃至军事实力都强过中国，毕竟争霸历史长远嘛。 这样做的考虑是什么？ 仅从联合声明在提出中国“双暂停”、“双轨制”方案的同时还专门引入俄罗斯的朝核解决方案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一旦中美发生冲突，俄罗斯会“抗美援华”吗？ 至少从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看，从来没有俄罗斯无条件帮助中国一说。俄罗斯的帮助，从来不是无偿的，例如朝鲜战争对中国的援助，这已被历史所证明。 特别是，稍微有点外交知识的人都知道：外交舞台，要想让事情办不成，那就搞多边外交；如果想办成事，那就学特朗普搞双边外交。大国搞双边外交，一般情况下办事一定顺利。现在对朝核问题，已经变成了三边外交了，而且引入的恰恰是美国的潜在敌人俄罗斯，那么可以预见，解决朝核问题也就会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加难以乐观了。于是乎，朝核存在下来的几率无疑就会增大，那么，朝核对中美俄三国来说，谁面对的危险和损失最大呢？答案不言而喻。 半岛可能呈现两极对抗态势 中俄站在一起，真能“镇住”美国、使其不敢对朝鲜采取下一步的激烈措施吗？ 很难。因为美国可选择的政策手段很多，“次级制裁”就是一个，美国官员说:“毕竟美国市场那样大，国际硬通货是美元啊”。美国真要认真地“次级制裁”起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可能根本顶不住，只要那几家国有大能源公司一垮台，普京麻烦可就大了，普通俄罗斯人恐怕也难再容忍了，因为毕竟这不是自己国家受到入侵，没必要为别国承受这种制裁。而中国也将会损失巨大，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而国内政治、舆情也会难测。“次级制裁”一旦落实，朝鲜经济也就濒临崩溃了。 美国还可以用落实联合国制裁决议的名义，对朝鲜和援助朝鲜的国家进行海上封锁，以其部署在全球的海军力量，强行拦截和检查朝鲜和援助国的船只。对此，中俄有办法对付吗？真的不好说。 美国还可以进一步介入台湾和南海问题，包括现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对抗，以这些问题牵制中国。中国能放弃经济建设来“四面出击”吗？ 即便美国以外科手术方式打击朝鲜，只要不伤及无辜平民，只对朝鲜核设施进行精准打击，那就很难找出再次“抗美援朝”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中俄临时结盟应对朝核局势的办法，很可能使朝鲜半岛凸显出两极对抗的态势。美国将以此把韩国和日本的保守派拉在一起，从而紧紧把这两个国家绑上自己的战车。至于文在寅的对北和解政策，也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考虑到文在寅现在以瞒报“萨德”入韩为理由对韩国国防部保守派进行的清算，这种态势甚至会严重威胁他的执政地位。如此，这个追求韩国独立外交、国防和对北政策的总统，也将无法施展其抱负，韩国国内的政局形势又要回到保守派甚嚣尘上那个时代了。 而这一切，恰恰是金正恩最喜欢看到的，因为一旦两极对立格局形成，中俄将很难不承认朝鲜拥核的合法性，并给予朝鲜援助，金正恩将大获全胜。 实际上，避免上述潜在麻烦出现最好的办法，便是两手出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联合国决议处理问题。 对朝鲜一系列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中俄不仅要坚决批评，而且要根据联合国涉朝决议，毫不留情地予以制裁。 对“域外势力”加大在半岛军事存在的行为，尤其是其部署“萨德”、破坏地区安全格局均势的行为，中国必须坚决反对，积极应对。 在上述两条中，第一条是前提，是自己立于正义立场的前提，后者是自卫手段。只有处理好这种关系，才能为解决朝核问题、在半岛建立长久和平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外，解决问题方案要有细节，要扎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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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08:5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