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旬，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刚去过美国，而且刘鹤出访要缺席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三中全会，究竟是怎样的事态，让中国认为有必要让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赶在全国两会之前，即使不参加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也要去美国一趟？ 中美经贸分歧接近摊牌，现在只是时间的早晚，烈度、波及范围的大小的问题。刘鹤要延缓它，至少等中国两会开完，政府换届人事调整到位，权责明确可以对接处理。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相当长的稳定发展之后，站上了一个临界点。进一步是更稳定的利益链接，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描述的新型大国关系。退一步，则有极大可能滑向接近冷战的遏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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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临危”访美，中美关系站上了新的临界点
【研究员】：
2月上旬，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刚去过美国，而且刘鹤出访要缺席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三中全会，究竟是怎样的事态，让中国认为有必要让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赶在全国两会之前，即使不参加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也要去美国一趟？中美经贸分歧接近摊牌，现在只是时间的早晚，烈度、波及范围的大小的问题。刘鹤要延缓它，至少等中国两会开完，政府换届人事调整到位，权责明确可以对接处理。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相当长的稳定发展之后，站上了一个临界点。进一步是更稳定的利益链接，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描述的新型大国关系。退一步，则有极大可能滑向接近冷战的遏制状态。
情势正在变糟。 中国竭三十年之力，避免在发展上升的关键阶段成为美国的直接对手，2018年恐再难避免。 不过，糟也糟不到哪去。 因为，更糟糕的情况中国人都经历过，经验丰富。 青岩在微信号“海外掘金”指出，观察中国大势，化繁为简，只需看两点： 内政看领导核心，外交看中美关系。 2018年头两个月，中国这两方面接连有大动向。 内政方面的动态，官方通讯社有公开报道，表述清晰，不再赘述。 外交方面，则比较隐晦。 这方面的动向就是：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相当长的稳定发展之后，站上了一个临界点。 进一步是更稳定的利益链接，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描述的新型大国关系。 退一步，则有极大可能滑向接近冷战的遏制状态。 特朗普也在谋求连任，中国或许不那么在乎中美关系糟糕个3年，那么7年或者更久呢？对华强硬，在美国政商两届已形成气候，真需要好好掂量掂量。 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有人去撬动历史的轮毂。 正在美国访问的刘鹤似乎就在干这件事。 刘鹤出访很急，因为包括包道格在内的众多顶尖中美问题专家都认为这已是最后的机会。 2月上旬，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刚去过美国，而且刘鹤出访要缺席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三中全会，究竟是怎样的事态，让中国认为有必要让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赶在全国两会之前，即使不参加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也要去美国一趟？ 临危受命，大概就是这样了。 中美经贸分歧接近摊牌，现在只是时间的早晚，烈度、波及范围的大小的问题。刘鹤要延缓它，至少等中国两会开完，政府换届人事调整到位，权责明确可以对接处理。 特朗普最近更经常地把一句话挂在嘴上，“他们（中国）一直在贸易上要我们的命。” 事实上，自去年特朗普悄悄暂停了和中国的“全面经济对话”，并对与中国的“百日贸易谈判”结果表达了由衷的不满，中国就应能预见到这一天。 摊牌之前，美国还是注意了基本礼仪。 刘鹤出访的消息，看起来是白宫故意“泄露”出去的。美国Axios最早发出报道，时间是2月22日，中国人的春节假期都还没结束。华尔街日报网站稍晚。 从向媒体放风这个动作，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白宫认为刘鹤到访足够重要。 刘鹤的身份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未来的任职尚未确认，但很多境外媒体都分析说，他将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 美国政府和媒体有时候极务实，如果他觉得这个人很重要，就会在很多细节充分照顾到。 除了放风，还有普通人不会留意到的，美国在刘鹤出访方面给予的配合。 有媒体说中国提出访美要求是在大年初三前后。据华尔街日报网站的报道，然后，“在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快要结束前，美国通过驻华大使馆向刘鹤发出了邀请……” 确定整个行程，中美两国的配合算默契。 这次，刘鹤在美国要呆5天。时间长意味着见的人多，谈的事多，潜台词就是，麻烦不少而且不小，需要充分沟通。 对中国摊牌，白宫蓄谋已久。 所以，相比匆忙的刘鹤，白宫可以充分做出安排。 外交礼仪上的面子给了，但是利益方面则表现得决绝。 刘鹤访美第一天，当他还在和美国三位贸易高官会谈，试图缓解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特朗普却宣布了将于下周签署对中国钢铁与铝制品征收无限期高额双反税的决定。 这一手，和刘鹤出访前中国商务部宣布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白羽鸡征收双反税，构成鲜明对比。 美国在刻意营造压力氛围。他们想传递出，在利益方面，美国不会再等的决意。 特朗普上任以来，又是特别301条款，又是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更加密集的使用贸易保护措施——最近，先是宣布对全球光伏和大型洗衣机设限；接着，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即232调查）报告，认为进口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内产业，并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特朗普动用关税和配额措施来限制进口。 借媒体，美国政府又是事先放风，刘鹤这次也许会受冷遇，说特朗普不会会见刘鹤，又是说，如果一切顺利不排除特朗普会见刘鹤……这一切，都显示了美国的某种急切。 除了经贸领域，美国也在加重筹码，甚至开始试探中国的红线。刘鹤到访次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核心是解禁美国高级官员去台湾。 再加上，美国军方的“中国威胁论”，接二连三在南海滋事……这氛围，依稀20世纪90年代。 20年前，中美关系是怎么个情况—— 美国国会每年都要讨论“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确保其延续是中国外交每年的重要工作；美国还经常卖点武器给台湾，或者通过一个涉藏决议；最严重的是“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那时候，中国几乎毫无反制之力。 不同的是，当年的中美对抗是由意识形态引发的，价值观主导，所以它几乎存在于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而即将发生的对抗，是由利益引发的，其它领域将受制于经济上的博弈。相对而言，转圜余地较大，引发最糟糕情况的可能性较低。 因此，我们可以把派遣刘鹤访美看作中国试图掌握中美关系发展节奏的一种积极尝试。 特朗普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总统，他在外交上的经验缺乏，而且时常不按常理出牌，他身边的“中国顾问”却多是看中国不顺眼的人，显然，中国很担心中美关系被特朗普的任性以及他幕僚的恶意带偏了方向。 但刘鹤最多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贸易战”的发生。在此，贸易战我们打了个引号，用美国方面的说法，应该是几十年未有的对中国的严厉措施。 对于中美贸易战，中国民间有一种盲目乐观，认为美国经济对中国依赖度很高，美国开战会动摇自己的经济根基。事实上，美国经济主要还是靠国内，它拥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 看看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中美贸易统计，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挺好的。 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龃龉归龃龉，但数据真不错。 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对美出口4298亿美元，年增长11.5%；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增长14.5%。增长都是两位数。 但只要看看中美对彼此的出口在几个关键指标中的占比就明白，美国远非媒体宣传的那样离开中国就活不下去的，而且就贸易依赖而言，中国的依赖度远高于美国。 这几十年中美之间此消彼长。1990年，以美元计的GDP中国仅相当于美国的6.7%，而2017年，中国已经达到美国的67.4%。进入21世纪中国在工业总产值、外贸总额，先后完成对美国的超越。难怪特朗普有点急眼。 换一个政治家总统还好，毕竟当代世界讲究的是，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稍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遇上一个商人总统，要的是我获益要比你多，至少不能比你少，那就真有的看了。 特朗普急功近利，这就是2535亿的意向性订单仍然无法安抚他的原因。 他要立刻看到效果。 所有人都知道，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众多，这种结构是长期积累而成，在美国政策没有实质转变的情况下，哪可能一朝一夕解决？ 但特朗普行事又颇具牛仔风范。 美国曾流行一种“小鸡游戏”来测试勇敢。双方在同一车道相向高速行驶，看谁先避让。避让者就被讽为“小鸡”。 为了确保让对手未战先怯，驾驶者总会使出各种手段，比如上车前狂饮烈酒，或者开始前把驾驶盘拆掉在对手目光中扔出车外…… 特朗普政府现在干的就是类似的事，它在用各种手段明示中国，我已经不管不顾了，所以你要让着我。 中国不好斗，喜欢讲道理，也喜欢偶尔示之以利，但这对特朗普行不通。 特朗普已经发动了车，真的会撞过来的，仗着他现在的车还比中国的好一大截。 刘鹤能做的只是减缓他踩下油门的时机和力度。 对美国的扔酒瓶、拆方向盘，中国也做出了相应姿态。 2018年1月-2月，中国连续发起了双反调查，涉及原产于美国的苯乙烯、高粱、乙二醇和二甘醇的单丁醚等。 中国早已不是20世纪时，那时候中国对美国几乎是全方位不对等依赖，美国随手打打贸易牌、台湾牌、西藏牌……都会让中国头痛不已，现在中国有更大的底气和资本和美国打一场贸易战，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对抗。 但理智告诉中国，协商比对抗更有利，除非它真的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就如同刘鹤在年初达沃斯论坛上所讲的那样，中国正在谋划着前所未有的开放。具体的开放举措，或许会成为刘鹤博弈的筹码。 在这方面，中国是早有准备的。2017年1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全称是《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就是赋予外资在11个自贸区、16个产业领域的16项开放措施。 我们猜测，中国或许会让一些美国企业进入中国更多的领域，比如加油站、民用航空、中高端制造业……允许美国企业开展更多的业务，比如中高端制造与维修、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给予外资更多的自由空间。 除了经贸，刘鹤肩负的责任可能还更大。 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刘鹤出访时，把“中美关系”放在了“经贸问题”之前。 毕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恶意已经逐渐显现，鹰牌的势头正在快速上扬。这都意味着，有一股势力真得要把中国视为对手，甚至是敌人；中美关系一旦恶化，将会快速超越经济领域，蔓延至政治、安全领域。 即便对抗的烈度不能和冷战时的美苏相提并论，但是“遏制”将会以更高级的形式重返中美关系将会是大概率事件。 是否会演化到那一步，刘鹤访美十分关键。 密集派出高级别官员访美，代表中国十分担心美国在对华战略上产生误判。从不好的方面理解，这也表明中美关系接近一个临界点。 目前，刘鹤与美国高层的会谈内容，尚没有见到任何公开报道。 所以，特朗普是否见刘鹤，倒是可以作为一个观察指标。如果他们成功会面，那就表示刘鹤初步达成了出访目的。 当然，指标也不止这一个。因为，即便见了，那也只是把贸易战延后了一点时间而已。 白宫24小时惊变！特朗普的“一意孤行”不止是钢铁重税那么简单 美国总统特朗普3⽉1⽇宣布，将对进⼝钢铁和铝分别征税25%和10%，下周将准备好可能的关税细节。 张澄在华尔街见闻付费栏⽬《见闻主编精选》撰文指出，⽩宫内部对这⼀宣布显然还存争议，紧跟在特朗普发⾔之后，⽩宫表⽰上述计划征收关税税率仅是“意图”，具体情况下周才会最终公布。 ⽽此前美国记者Jonathan Swan曾透露出⼀个⾮常“特朗普”的细节：⽩宫在关税⽅⾯的计划最初对钢铁征税的⽐例为24%，特朗普之所以将之上调⾄25%，是因为25%是个“整数”，且“听上去更不错”。 “崩溃”的闸门已经开启 从某种程度来讲，特朗普的“关税宣⾔”或许标志着⽩宫内部真正意义上“崩溃”的闸门已经开启。 对于⾦融市场来讲，特朗普此举⽆疑在美股投资者的“恐慌清单”中再添浓墨⼀笔。不仅美国市场遭遇连续下挫，亚洲市场也开始跟随下跌的节奏。 对于美国和其“盟友”们的关系来讲，这也是⼀个重磅炸弹。已经有来⾃欧洲、美洲以及美国国内各⼤⾏业协会的领导或负责⼈对此表⽰严厉谴责，认为此举“愚蠢”、“糟糕透顶”、“制造混乱”、“是⼀个天⼤的错误”。 从国际贸易的⻆度来看，特朗普也的确⾛了⼀条“离经叛道”之路，翻出神秘晦涩的美国商务部232调查来作为其关税⾏动的合法⽀持，意味着其对WTO贸易规则喊出了“F word”。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意孤⾏”也导致他与国会及众多美国官员的进⼀步“决裂”。 白宫惊变24小时！ 包括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国防部⻓马蒂斯、财政部⻓姆努钦和国务卿蒂勒森在内的多位官员，都表达过对这⼀关税举措的反对意见。 ⽽美国商务部⻓罗斯、⽩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罗和美国贸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似乎是仅有的几名⽀持关税计划的⾼官。 美国时政杂志《Politico》引述⼀位⽩宫官员透露，在⽩宫内部，整个关于关税决定的讨论过程堪称“完全陷⼊混乱”，你能够听到科恩和纳⽡罗之间时常爆发出⼤声的争吵。 《Politico》通过8位匿名的特朗普政府⼈⼠了解到整个会议过程的⼀些细节： 当地时间周三晚间，科恩等⼈极⼒阻⽌特朗普宣布关税决定，他们⼀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法律规定的60天上限之后再做出决定，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向特朗普阐明这⼀决定会带来的经济后果和外交后果。 直到特朗普发表声明的前⼀刻，⽩宫的⾼级官员们都不确定这场会议会以什么结果收场。周四早间，被问及特朗普此前是如何计划相关事宜时，⼀位参与讨论的官员表⽰，“⻤知道呢”。 另有⼀位官员对特朗普如此快速的宣布关税决定表⽰震惊，“法律部分的⼯作都还没有完成”，关键的⼀些⽂书⼯作也还没准备好，特朗普周四没办法签字的。 总⽽⾔之，过去24⼩时在罗斯福会议室内部发⽣的事情，让⽩宫陷⼊了彻底的混乱中。 ⽕上浇油的是，前段时间被前妻指控涉嫌家暴的Rob Porter已经辞职，他此前负责管理⽩宫的所有⽂件以及组织⽩宫每周的贸易讨论会议，缺少了这位重要的会议组织者，各怀⽬的的官员在会议中更加肆⽆忌惮的要达到⾃⼰的主张。 不堪内斗 科恩辞职猜测再起 数⽉以来，关于科恩离职的传闻不绝于⽿，⽽业内认为，他继续坚守在最⾼经济顾问这⼀岗位上的最⼤原因，就是他要极⼒避免特朗普实施⾼额关税。如今，这场战役科恩已经输了，他还会继续留任⽩宫吗？⼀旦科恩出⾛，特朗普更⼴范围、⼒度更强的⼀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会接踵⽽⾄吗？ 据《Politico》，⼀位接近科恩的前⾼盛⾼管表⽰，如果科恩最终选择逃离⽩宫的混乱，他⼀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另⼀位接近科恩的⼈⼠则表⽰，科恩在倡导贸易⾃由⽅⾯有极⼤的热情，特朗普的⾏为对科恩的专业信仰做出了⼀次“残酷的打击”，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学⻆度来讲意味着退化。 虽然科恩不会⽴即辞职，但任何卸甲的决定都将⼤⼤削弱⽩宫内部温和派的影响⼒，也会让包括库什纳和伊万卡在内的“纽约⼒量”进⼀步孤⽴。 《Politico》还指出，作为⼀个⺠主党⼈⼠，科恩⼀直要应对特朗普保守派盟友的批评，每次有⼈提议让科恩担任幕僚长时，总会遭到保守派的阻挠。 “铁了心”的特朗普 担任总统的⼀年多以来，美国官员中的⾃由贸易⽀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对峙频发，⼀幕幕争⽃场景都在特朗普眼前上演，⼀场正常的会议时⽽会沦落成双⽅急红脸互骂的局⾯。 特朗普⼀直坚信，其他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国需要通过关税来进⾏反击。他还相信关税能够让美国的钢铁产量实现复兴。罗斯此前的⼀份报告⽀持了他的这⼀观点，但遭到了其他许多官员的批评，反对者认为美国钢铁⾏业的光辉岁⽉已经⼀去不复返。 反对关税举措阵营认为，关税⾏动最终可能会反作⽤于特朗普：从汽车、卡车到易拉罐饮料、铝箔等⼀系列商品价格都将上涨，压⼒会落在美国消费者头上，⽽美国五⻆⼤楼也将为战⽃机等⼀系列武器⽀付更⾼额的成本。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位参与讨论会的官员描述现场情况时称，“科恩反对实施关税，他说这会抬⾼国内钢铁和铝的价格。特朗普则回应说，‘不过是很⼩的代价⽽已’。” 特朗普要“露出真面目”了？ 华尔街见闻主编精选此前的⽂章曾提到，如果说因受建制派的“阻挠”，2017年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威胁只是“雷声⼤⾬点⼩”，那么随着建制派的枷锁不再，2018年，市场可能要见识⼀下“真正”的特朗普的威⼒了。 过去⼀年，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他⼤致上是个传统的保守派，⽽⼤部分⽩宫顾问也都是颇为传统的保守派，这⼀切都合情合理。 但当特朗普想要打响贸易战、移⺠战并“放炮”朝鲜时，那些持异议态度的⾼级官员被“打压”了。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个私⼈会议上，特朗普不断要求征收关税，特别是对钢铁和铝，这么多年来他⼀直想要的就是⼀场贸易战，⽽整个2017年，他的经济和外交顾问⼀再劝阻他推迟⾏动。 然⽽，这些顾问们意识到“清算⽇”在2018年迟早会到来。 申万宏源宏观研究团队在研报中分析称，要警惕特朗普⾛危机公关的竞选⽼路： 2018年特朗普政府中期选举后可能⾯临跛脚风险，要寻求连任，⼤概率寄希望于外交领域进⾏危机公关。⽽外交领域最容易着⼿的是贸易（逆差问题）和军事（地缘政治）领域。从这个逻辑判断，近几⽇美国动作频频，摩擦阵阵，主要是为了特朗普连任做铺垫。 还有什么能阻止特朗普？ ⾼盛在⼀份报告中认为，⽩宫在贸易领域的⽴场，已经开始转为强硬，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贸易限制。 此前，倡导贸易⾃由的科恩、蒂勒森等官员⼿⾥的筹码还有美国税改，如今税改终于通过，牵制特朗普的阻⼒再少⼀环。 现在唯⼀会让特朗普头疼的压⼒也许来⾃于市场，他宣布关税决定之后，美国股市做出了悲观反映，此前，科恩和姆努钦都曾利⽤他对市场反应的重视来牵制他在贸易⽅⾯做出极端举措。
政经观察
政治周期延长，对未来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研究员】：
政治周期延长，对经济有什么影响？控制型经济将会强化。市场化改革在未来几年并不具优先级地位。换言之，市场化本身在决策者眼中并非目标。目标是什么？从经济角度看是“复兴”，是重返强国阵营。搞不搞市场化，要服从这个目标。强国，光靠地产金融的泡沫撑不起，这是再三提实业的原由。看近日股市，大消息出来后，地产是少数下跌的板块之一。“房住不炒”，政治周期的延长让房地产更难有翻身机会。所以，房市须谨慎。未来一段时间，人们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强人治理，而不是制度治理、市场治理上。强国目标成为最大的共识来源。政府再次强化成为一线KPI承担者，对具体经济的介入会强化。
新华社2月25日公布了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将宪法中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的后半句删去，以及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等建议，尤其广受关注。 近日公布的大消息，提醒我们，中国仍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 转型的意思就是，一切皆有可变。 不确定性是为底色。 有时候我们会忘了，以为中国已是一个成熟国家。非也。 中国的基本盘还在打磨与成型之中。 这对投资策略有致命的影响。 投资分两种，一种是寻找确定性的标的，追求低风险与稳定收益，比如伦敦纽约的房产，美国的国债； 另一种是针对不确定性较高的标的，高风险高收益，如投资东南亚。 严九元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中国是属于成长型而不是成熟型国家。两种策略不能搞混，否则会死得很惨。这是我们对于中国现阶段本质最重要的一个认知。 政治周期延长，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控制型经济将会强化。 当下的施政取向在于对社会的全方位掌控。从前段时间去产能直接关停生产线，到最近环保督查叫停企业，官方如此深地介入到具体生产环节，多年未见了。 此种控制型经济形态将会强化。市场化改革在未来几年并不具优先级地位。 换言之，市场化本身在决策者眼中并非目标。 目标是什么？ 从经济角度看是“复兴”，是重返强国阵营。搞不搞市场化，要服从这个目标。 高层的经济路线图很清楚： 1. 经济目标是“复兴”，重返强国阵营。 2. 强国，光靠地产金融的泡沫撑不起，这是再三提实业的原由。看近日股市，大消息出来后，地产是少数下跌的板块之一。“房住不炒”，政治周期的延长让房地产更难有翻身机会。所以，房市须谨慎。 3. 实业现在的关键，是向高端制造的决定性一跳。跳得过去，就是日本韩国；跳不过去，就是巴西阿根廷。 4. 实业的进化，很可能采取近似韩国模式，用国有企业或三星那样的准国有企业来完成，靠举国体制，靠行政的强力推进，留给一般民营企业的空间并不多。最近动作频频的吉利值得关注。 此次大消息中，有一条修改意见被很多人忽略了：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这相当于增加地方的自主权。 张五常曾有个比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在于“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每个地方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县长是总经理，要对辖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各个地方之间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这种竞争带来活力，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最近流传甚广的山东省委书记的一篇讲话，将山东与不同地区相比，找差距，寻出路，拼速度，反映的就是这个理念。 这种地方竞争、政府推动经济的模式，在政治周期延长、控制型经济强化的背景下，恐将更激烈，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的动力会更强烈。 总的说来，未来一段时间，人们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强人治理，而不是制度治理、市场治理上。强国目标成为最大的共识来源。政府再次强化成为一线KPI承担者，对具体经济的介入会强化。 在官员看来，这种介入甚至可以延伸到科技创新这类的前沿发展上。贵州近来常作为标杆，其大数据产业，被看作政府一力推进的结果。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种模式，先集中再发展，在亚洲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它有个名字叫新权威主义。 控制型经济形态中，滴滴与政策、摩拜与政策、趣店现金贷与政策、直播答题与政策、区块链与政策等等出现了摩擦，创业项目野蛮生长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低头创业的人，必须得抬头看天，读懂政策。
新闻视点
纵观两会代表名单，中国红顶商人版图发生了二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研究员】：
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大幕，参会的红顶商人也发生了二十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房地产背景的富豪正纷纷退局，而互联网背景的大佬正在不断增加。长期以来，两股力量此消彼长，暗中较劲，谁都想拿到最高话语权，证明自己才是经济的第一支柱。作为后起之秀，互联网行业似乎正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目前地产业翻篇，金融业头上顶着大监管的天花板，唯独互联网业四面无壁，可以大干快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变的是人，不变的又是什么呢？
中国的红顶商人版图发生了二十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旺角黄局长、风口的朱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指出，看此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名单：房地产背景的商业大佬纷纷凋零退朝，而互联网行业则风光独好，刘强东、丁磊、周鸿祎等人强势入围。 站在这三个人背后的，是一个总财富高达6080.5亿、富可敌国的互联网企业家群体。其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完成了对房地产界别的超越。 如果说行业轮替本就是经济规律，2017年海外并购巨兽全军覆没，安邦、海航、万达、复星无一风头人物当选代表委员，似乎也不怎么让人意外。 风流总是被雨打风吹去。也只能期待江山代有才人。 01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见不到郭广昌了。 1998年3月的春天，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亮相人民大会堂。31岁的他风华正茂，带着眼镜，在众多达官贵人当中显得斯斯文文。 环顾全场2196张面孔，只有两个人的年纪看起来比他还小，一个是云南的高中生物教师，另一个是来自湖北的体操运动员。作为一名泥瓦匠的儿子，他有一万个的理由为此刻的自己感到骄傲。 6年前，他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咨询公司起步，打造出上海前三甲的民营企业，资产规模翻了7000多倍，每年的税后利润以亿计。其成绩之耀眼，让当时的上海市长都不得不幻想，“上海如果有10个、20个复星,上海就可以发展起来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理想主义已熄灭多年，整个国家处于世俗的商业社会中，所有人都试图突破旧有的条条框框，追求财富的增长。日后这股汹涌澎湃的力量，将推动中国搭上全球化列车，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兜兜转转几十年，首富的门票相继在农业、零售、汽车、房地产、IT行业中流转，诞生了一批批带有时代烙印的商业大佬。 他们有的是从体制内出走，深知权力的好处，有的是在基层摸爬滚打闯出来，深刻体会权力的厉害。一旦有可能，他们通常不会放弃戴上一个“代表证”，或变成了一个委员。 这里边，有为国出力的匹夫之勇，也不乏怀璧其罪的心理作祟。只不过，这些人对权力依附的程度、对政治风向的敏锐力各不相同，从而也埋下了不同的命运伏笔。 二十年时间，郭广昌名片上的头衔，从政协委员变成了人大代表，又从人大代表变成了政协委员。在这种反反复复之间，他亲眼见证了一些商业大佬黯然离去，也看到了一些更年轻的面孔不断涌现。 放眼全国，柳传志、鲁冠球、宗庆后，这些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教父级人物都太老了。他们相继退出两会舞台。 而正值中壮年的郭广昌，则在权力和财富交织的名利场里纵横捭阖，凭借着高超的并购手法，不断拓宽帝国的边界，最终掌控一个横跨地产、医药和金融，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复星系。世人都叫他“中国巴菲特”。 这一次，他不会出现在两会会场。平静的淡出也是一种幸运，至少，他依然可以在巴黎签下并购大单。 今年67岁的刘永好，参加两会的时间更早，至今仍在老骥伏枥，如无意外前后将至少服役30年。 02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解不开的迷宫。远不得，近不得，就算是聪明如胡雪岩，也难以计算出最合适的距离。 其实，哪个圈层不是如此呢？ 曾经的赵本山，是那个“一过那山海关，全都是赵本山”的本山大叔。他座下弟子无数，出行有私人飞机接送，在三十亿资产的本山传媒里说一不二。 有次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迫降湖南，当地市长还亲往迎送。 突然一夜之间，他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抛弃，连续缺席中央、辽宁、铁岭文艺座谈会。昨天还是人民的艺术家，今天就成了低俗的表演者。 去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现在两会上的时候，大家看到他身形消瘦，满头白发，不复昔日荣光。到了这一届，他干脆“出局”，直接落选。 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跨越自身边界而与特定的权力主体捆绑太深，迟早是要出事的。 这样的道理，郭广昌应有心得。 他不止一次陷入“被调查”的舆论漩涡。每一次，他都要公开露面，才能平息各路谣言。 2016年的两会，他出现在了新华网的访谈直播间，一身蓝色西服、银灰色领带，略微有些疲惫。这一次也许是为了回应网上关于他失联三天的喧嚣。 面对女主持人提出的“民营企业家心态”问题，他坦诚地说，把政商关系厘清，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如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很多民营企业就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磨产品和完善管理上，而不是花在酒桌上。” 现在，他真的可以抛弃琐事，用心在他乐意之处了。 03 今年的全国两会，正逢中国经济逐渐结束了大跃进时代，跨入一个挤泡沫的阶段。 经济中心工作突出实体经济，所以名单中有李书福，但奇怪的是不见了曹德旺。 压倒一切的是防止明斯基时刻——在长期高杆杠的运作下，上到政府，下到企业部门，无不债务高攀，风险集聚。高层的视线再也不能单单聚焦在GDP的增长上了。 能否打好这关键一役，直接关系到未来十年，中国到底是重返强国阵营，还是沦为下一个日本。所以，谁也不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点起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急速减少一万亿美元，扣响了政府对外非理性投资监管的扳机，尤其是房地产、酒店、影视、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海外投资行为。 许多企业被点名，标的物在国外，债务地雷埋在国内，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措辞之严厉，监管之迅猛，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围剿之势。银行被迫排查授信风险，收紧流动性。 最后，万达的王健林忙着卖资产，海航的陈锋忙着停牌，安邦的吴小晖最惨，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整个公司被保监会接管一年。 能很快度过滑铁卢的，都是幸运的。 当年7月18日晚间，央视点名苏宁收购一家亏损的海外俱乐部，“涉嫌洗钱”、“转移资产”。遭受负面信息冲击之后，苏宁开盘即大跌，外界着实为老板张近东捏了一把汗。 不过比起安邦海航动辄上百亿的大手笔，苏宁这笔海外并购也就花了20个小目标。最终有惊无险。 今年1月，张近东成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换上了一个新马甲。他感慨说到：“能够当选人大代表，非常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这是对我15年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一种肯定，更是人民赋予的信任与期待。 这几天，郭广昌在巴黎忙碌着，2月早些时候，复星以1.2亿欧元购得法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端时装品牌Lanvin的控股权。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他说，“我们的海外投资得到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批准，不仅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是。我们非常透明……中国政府是以法律为导向的，所以他们支持尊重法律的企业。” 04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嘛。放在中国的企业家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 一要处理好与权力的关系； 二时刻做足功课，读懂政治； 三押上全部身家，赌对国运。 第一项考验人心，第二项考验智慧，最后一项考验运气。哪一项都不能出错。 在上一轮的周期里，中国的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所绑架，许多中产阶级无心经营实业，拿出全部的积蓄炒房，四处出击。一些地方政府则抱着房地产投资这条大腿拉动经济发展，靠卖地充实国库。 众多地产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社会地位扶摇直上，走到哪里都是当地的座上宾。之前万达有次开年会，喜欢唱歌的王健林登台高歌一曲《向天再借五百年》，那句“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犹如在耳。 如今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狂飙突进的房地产行业被高层踩下急刹车，硬生生地拖进了下半场。 翻开这一届的两会名单，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房地产背景的富豪正纷纷退朝。 如果统计口径从个人资产扩大到影响力，从内地扩大到港澳台，落选的房地产企业家还有这一些，覆盖越秀集团、保利集团、华侨城、九龙仓、新世纪、瑞安集团等。 与此同时，互联网背景的大佬则不断增加。这一届两会名单，个人财富排名中国前400的顶级富豪中有55个人当选了代表/委员。其中互联网企业家的总财富和声势，历史上第一次超过房地产商人。 遥想2008年，全国两会里的互联网大佬只有盛大陈天桥这根独苗。 五年之后的十二届，腾讯马化腾、小米雷军、百度李彦宏进来了。王健林出去了。 这一次，京东的刘强东，网易的丁磊，奇虎360的周鸿祎，58的姚劲波进来了。复星国际的郭广昌、龙湖地产的吴亚军、华夏幸福的王文学出去了。 按照吴晓波的说法，过去十多年里，房地产、互联网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由于中国互联网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一开始就是属于资本的舞台，所以与房地产领域的灰色野蛮相比，互联网是罕见的阳光产业。 它不用像房地产一样，要在行业最大的命门“土地”上跟政府来回博弈。它去中心化，以用户为导向以数据说话就行了，拼的是模式，是资金，而不是公关能力。 长期以来，两股力量此消彼长，暗中较劲，谁都想拿到最高话语权，证明自己才是经济的第一支柱。 作为后起之秀，互联网行业似乎正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目前地产业翻篇，金融业头上顶着大监管的天花板，唯独互联网业四面无壁，可以大干快上。 除了功守道大师马云外，当今互联网的几大巨头在人民大会堂凑齐了。作为一个最会表演的企业家，马云偏偏是人大、政协、党代表三不沾。据说他始终信奉一条理念，“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 该变的总是要变的。大洗牌的不止是企业家群体，文艺界也发生了一轮震动。除赵本山外，宋祖英、张国立……等人都淡出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变的是人，不变的又是什么？
思想评论
经济学界半壁江山齐聚钓鱼台，专家犀利直言警惕“红色财团”
【研究员】：
“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2018年2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举行。 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主持，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樊纲、李扬、楼继伟、钱颖一、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许善达、任志强等出席会议。 中外媒体派出80多名记者到会采访。非常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团团坐，谁有话要说，就直接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桌签竖起来摆放。 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大咖们发言犀利有料。以下是微信号“价值线”综合整理自新浪财经讯“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的发言： 1、张文魁：对国有和民营财团改革 否则将爆发危机 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中国宏观经济的病症其实是微观病灶产生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政策、对策不一定有用。 在他看来，过去5年杠杆率上升迅猛，并不是宏观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更多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而这个微观病灶就是僵尸企业，除此之外，财团企业也特别值得关注。 “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成了国内500强，世界500强。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僵尸企业之外，财团化是非常严重的，下一步会成为重点”。 张文魁称，10年前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北美金融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按揭贷款造成的，中国的危机也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和北美金融危机的“三合一”。当然，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因素，“20年前，很多韩国的财团以及东南亚财团，虽然他们不是国有的财团导致的政商连接非常严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这些问题”。 “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2、楼继伟：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直言，“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金融风险，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是大问题”，“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我也跟外资金融机构们进行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持股，可以进来，可以是很高的持股。比如50%，甚至是100%，人家不愿意进。人家看到的都是风险，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 “最近金融业协会开始登记注册，发现有些GP管了好几十个基金，这在国际上是不允许的，但在我们这里成了常态，这怎么可以？”楼继伟强调，要施行比较严格的监管。 此外，楼继伟还强调了关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风险，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可预期的持续的监管方式”。此外，还要研究金融市场模式，“否则光谈监管模式恐怕还不行”。 楼继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而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太大了。举些例子：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他表示，自己在财长任上时，曾与教育部合作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但最后，部分地区不让孩子入学，这个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动”，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批评了“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用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种地”的提法。“如果允许人家流动，也上养老保险呢？可能他挣了10万块钱，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 楼继伟称，“现在农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转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离开了原来的做法后，怎么干真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又开始搞开发区，想办法把人拉过来，然后就是高端人口，什么学历给户籍，给房子，反正还是这么一套激励机制。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 3、吴敬琏：别喊口号 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336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吴敬琏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的会议主题非常重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做学者、做研究工作和做教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在这个转变上做出贡献。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说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大概有两点认识跟高速增长是不一样的。 一是高速增长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高质量的增长需要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是苏联60年代后期最先提出来的。我们正式的提出是在1995年，“九五计划”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说依靠投入增加的增长转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十五”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后来一直是维持。后来有一些提法，其实核心也是在提高效率上，比如说要跨越整个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要着眼于供给侧，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二是从集中注意经济增长，提出高质量发展跟增长的内容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要求。 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的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分别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集中的提出，说明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做的不够好。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因为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第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政府方面做些什么？现在还不太具体。 政府提出号召，你们要做什么，政府自己要做什么，应该做出比较实际和明确的规定。有两件事情： 一是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336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我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 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的时候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二是政府有一条，除了要建立体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职责。 这里面的总纲是什么？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以认责为基础？比如我们的领导机关发的文件，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 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在我看来，从部审一直贯彻到企业，要定责任书的那些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所以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这是原来我们中心向国务院建议产业政策的重心。最近在海南跟省里一位管多规合一的人了解，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多规合一的规划，跟发改委的空间规划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他们那个做。那么怎么弄？ 第三，我们理论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 4、许善达：留抵税款制度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负面影响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要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尽早加以研究解决的。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抵税款的制度。许善达指出，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抵，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 “但是这个留抵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 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许善达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需要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留抵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 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 许善达表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的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把这个问题要早点消化和解决，同时也会降低政府的杠杆率，这个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企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5、任志强：如果城市资金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直言，靠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以解决农村的脱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村的脱贫必须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 任志强认为，应打破城乡土地的双轨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产，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经济纵深
三四线房价飙涨真相：一场棚改运动，放款2.6万亿
【研究员】：
统计局近日发布了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的涨幅都呈现出了下滑的趋势。但一直不被我们所关注的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与一二线城市房价却开始持续飙升，幅度均在10%以上。一边稳步下滑，一边火速上涨，令人瞠目。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或许，这是一个与棚改有关的故事。
尽管无数房地产专家一直不看好三四线城市的房产，过去的2017年，北京漫漫阴跌，大量三四线城市房价却妖艳的大幅上涨，有的甚至翻了一番。 春节回到西部的四线城市老家，发现去年过年时房价仅4000元/平，但现在普遍涨到6000元-7000元/平。 在亲戚们聚会的饭桌上，围绕房子的讨论较往年大幅提高，有两三套房子的亲戚喜笑颜开，只后悔自己以前买房买少了。 其他同事也发现他们老家房价涨了许多。老家在石家庄的小李说，石家庄下面的五线县城都一万多了，六线乡镇正在奔万，七线村庄还能在5000以下买到... 老家房价不断上涨，不少人心思活动起来了。近日，安居客一份返乡置业报告数据显示，有近六成人群有回家买房的意愿，这些人群大多来自三四线城市，70%在一二线城市工作。 老家县城的房子疯涨起来，是价格到头还是刚起步？三四线老家的房子还能买吗？ 01、老家房价暴涨的秘密 三四线城市一向没有大量人口流入，也没有很多产业支撑，房价已多年不涨，为何过去一年突然就暴涨了呢？猫姐在微信号“大猫财经”指出，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的“去存库”。 “去库存”这个词我们很熟悉了。但他们是如何去库存的，估计大家都不太明白。棚改是里面一个重要的推手。 2017年5月31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一个文件：《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大督查的通知》，这个文件名字太普通，以致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但这个通知对于去库存有个重要表述：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推动库存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推进600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继续发展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加快居住证制度全覆盖情况。 专业人士看出了里面的门道：把棚户区改造说是去库存的手段，在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还是首次。利用棚户区改造去三四线城市库存是已经成为中央最新、最重要手段。 什么叫棚改？就是改造棚户区，而棚户区指城里面年久失修的危房片区。在近两年中，棚改中出了有两个重要专业名词：PSL、棚改货币化。 ►什么是PSL？ 棚改要拆掉旧房，给拆迁户们补偿钱或新修房子，钱从哪里来？此前资金来源一直是一大难题。 后来，央行来解决钱的问题了。央行创设PSL（抵押补充贷款）工具，通过国开行等机构发放棚改贷款。看不懂PSL这个专业名词没关系，你只要明白这是央行在放水就行。这个工具创设之后，PSL增长曲线是这样的。如图： PSL和各级财政拨款，是棚改的主要资金来源。 ►什么是棚改货币化？ 危房改造中产生了大量的拆迁，需要安置住户，以前模式拆房还房。棚改货币化安置，就是拆一套房子，政府直接发钱给拆迁户，你自个儿拿去买房吧。市场有了新资金，也产生了大量需求，大量的库存房就这样卖出去了。 近几年来，棚改货币化安置得到大力推广，2014年所占比例仅9%，2016年则进一步跃升至48.5%，2017年比例达到50%，按照计划，2018-2020年，安置比例将达到60%。 券商的研究员春节调研发现，政府对拆迁户们非常大方，棚改的力度和补贴力度都相当惊人，比如温州2017年中提出的棚改补贴政策下，补偿金比原来提升了30-50%。 一些研究员们这样描述他们看到的情景：“好几个亲戚家住市郊，院子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不过大家都喜气洋洋的，租住在附近的楼房里，等待着好几套回迁房、门面房。村里有人家的儿女给父母买了院子，正好赶上拆迁，院子拆了，拿到几百万补贴....。” 这些财大气粗的拆迁户们，他们拿着资金继续投入到房地产当中，这些资金成了房价上涨的推手。 三四线城市是棚改主战场，全国棚户区规模中三四线城市占比高达87%。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货币化安置去库存超3亿平方米，带动销售约21%。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近也调研发现，许多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一年里的优异表现均离不开棚改货币化带来的需求增长，购买力提升，带动成交量，价格走高。 02、判断要不要在老家买房：看这些因素 考虑是否在老家买房，必须了解一下2018的房地产政策是怎样的。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表示，2018年将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同时，去库存任务再深入，步入县域去库存的新阶段。简单说：继续去库存，重点在县级。 棚改政策呢？2017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棚改工作，2018年改造各类棚户区580万套”，超出原来市场预期的500万套，增幅高达16%。 你的家乡今年会大力推进棚改吗？ 2018各省的棚改计划已经陆续公布，经查询得知，这些省份今年还会大力推进棚改。 2018年山东省计划棚户区计改造69.9万套，改造力度目前位居全国第一。近期，山东公布了2018年各市的计划棚改量： 从图上看，日照、菏泽、德州等市的棚改量很大，预计这些城市的房价会比较坚挺。 新疆今年的棚改力度也不小。 另外，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2018年浙江省计划改造棚户区危房23.7万套，其中温州高达92815套，占比高达全省的40%！2018年温州的房价会如何表现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这些地区棚改推进力度比较大，你的家乡在里面吗？ 看下图： 03、我们要不要在老家买房？ 看了上面的这些数据，笔者觉得，2018年老家的房子上涨压力还是挺大的。比如山东、新疆、湖南、江西、安徽等省份。 2018年棚改目标调高16%。多家机构已据此调整2018年楼市销售预测。华创证券默默的将2018年楼市销售面积预期增速由原来下降4.6%上调至与2017年持平。平安证券则表示：棚改目标预期将小幅提振2018年三四线楼市销售，将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上调2%。 在2018年，我们肯定还能看到三四线城市房价继续火爆的新闻。但三四线城市的火爆，能延续多久呢？ 国泰君安分析认为，三四线城市2017年的火爆，是经由拆迁(棚改货币化)的一次性刺激，属于“透支需求，延缓供应”的一次性刺激，短期能推动房价和销量的上涨。但长期看，由于缺乏产业和人口支撑，这个拉动效应将会逐渐减弱。 这个短期能持续几年？估计专家们也很难精准预测到。 从近期地方两会的情况来看，一些省份的棚改新开工目标已经较2017年有所降低。 04、如何买？ 如果你是投资在老家买房，建议谨慎考虑。很多城市房价上涨幅度已很高。伴随着去库存逐渐完成，你得小心自己成为最后的接盘侠，搞不好会套牢。 如果你的老家处在棚改货币化的开始，这时候投资买房也可以，但是需要注意判断房价高点，及时出货变现。 如果你是自住，还是可以的。三四线城市生活舒适，压力小。春节前笔者回家，看到老家的亲戚朋友大多住100多平米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下班后喝茶钓鱼，生活滋润，远胜过在帝都住蜗居、挤地铁常加班的自己，心里不禁又羡慕了一番。如果你打算未来回家乡发展，不妨买个房子。 买给父母家人改善居住，也可以考虑。县城生活方便，生活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比村镇好，买给父母住也是不错的选择。 三四线房价的大涨，很多人羡慕又焦虑，只怕错过了这次财富盛宴。笔者一位亲戚看到去年涨了这么多，一直想把自己已有的房产去银行做抵押，贷出资金来再买第二套房。三四线城市房子流动性本来不是那么好，如果房价下跌，流动性更低，这种加大杠杆的方法无疑是刀口舔血，十分危险。 怎么买？ 1.在县城买房尽量选地段好、学位好、交通好的房子，即使将来房价回落，这样的房子依然是最保值的。 2.三四线城市商业没那么发达，请勿购买商铺、写字楼，除非真的是热门的档口。
中国的“陡峭时代”即将到来，土地只会“越来越多”
【研究员】：
今天，你可以从北京搭乘高铁穿越全中国，途中透过车窗看到的多半景色都是些没完工或空置的住宅楼。数十年后，这些建筑很可能成为中国泡沫时代及人口下降的遗迹，就像越后汤泽的幽灵旅馆和公寓现在印证着日本当初的泡沫时代一样。理解土地问题，就不应为人口过多而纠结。在未来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中国人口将“只恨太少”，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广袤的国土有能力承载更多人口，建设大型城市，创造更多财富。在喜爱自然的人看来，人口多简直是一种罪过。而对人本主义者而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没有繁荣的人类社会，沉睡几亿年的土地还将沉睡，它们对人类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日本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三倍左右，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不过，日本人口的高密度也仅限于大城市。东京经济圈占日本国土3%左右，聚集3500万左右人口。 这就不难想象，日本大部分国土的人口密度，其实并不高。尤其是日本面积最大的一级行政区北海道，它相当于爱尔兰岛那么大，人口却只有500万，其超过200万人住在札幌市。 其他还有一多半的人，则生活在孤零零几个小城市。面积广大的北海道，反倒变成地旷人稀的地区。在北海道，往往要隔着很远才有一个小村庄，稀稀疏疏住着几户人家，对他们而言，火车是出行的公共交通——听起来不像在日本，倒像在荒凉的美国西部。 日本土地是私有制的，在人口和经济鼎盛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土地很珍贵。然而，时过境迁，情形发生了变化。最近英国金融报报道，日本超过 20% 的土地没法立即联络到所有人。越来越多人涌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也很严重，个体农业几乎已经不赚钱了。大概维持土地收益需要不低的成本，还要缴纳资产税，年轻人往往不愿继承土地，进入城市。抛荒废弃的土地，就越来越多。 陈兴杰在微信号“人文学会”撰文指出，绝大多数人涌入城市，在极小范围土地上，就能创造巨大产值。至于人口稀疏的农村，土地变得不值钱，就会出现大量废地废屋。城市化，老龄化、人口减少，这是农村土地贬值的三大杀手。日本正处于陡峭时代，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大势所趋。 中国和日本情形相似。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很多村民从闭塞村庄里搬出来，形成第一批衰落的村落——也就是很多文化学者念念不忘的“古村落”。无论生产生活、居住条件还是信息流通，这类村庄都非常落后，被现代生活淘汰乃是必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几十万个自然村衰落。小部分是整体搬迁，村子变成历史遗迹；大部分自然衰落，从山间林地、种植耕地到宅基地，大面积抛荒废弃。过去数百人的村庄，往往人口减少60%以上，所剩几乎全是老人，其前景一眼就能看到头。 最近几年笔者回老家，经常会到附近村庄看看。虽说农村生活水平比过去好很多，还是难掩寂静。大部分小学都已裁撤合并，留下空荡荡的教室和操场，诉说着往日的喧哗。虽说这是经济规律，却不免让人伤感。日本城市化率超过90%，而中国城市化率则刚达到50%，这样的情景将不断席卷，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当然，日本城市化带来的农村衰落，可能不像中国那样萧条凄凉。日本城乡的贫富差距很小，农村基础设施相对完好，交通也很便利。北海道的美丽景致，接待着远来度假的游客。日本国有铁路为维持北海道少数人的出行便利，不惜亏损运营。而在中国农村，许多农村衰落就是衰落，连审美价值都没有剩下。 很多人忧心忡忡，农村人口变少，土地大量抛荒，农业生产怎么办，粮食安全如何保障？持这种想法的人，都有朴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想法。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都已经不由土地生产。运用知识，改造资源，就能创造出大量产品。其他产业发达，通过贸易并不难买到粮食。（况且中国这样的大国，假想所有耕地都不种粮，本身也是毫无可能性的狂想。）只要市场还在，价格能起作用，城市里种粮都不是想象。在现代国家，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土地开垦反倒很最简单。 当然，更多人担心，大量人口跑到城市，带来严重问题怎么办？道路将变得拥挤，住房将变得狭窄，个人享有的空间变小了。乡村爱好者们憎恨城市，通常基于这样的理由。事实上，许多人放弃乡村宁静清甜的清晨，空旷疏朗的空间，选择到城市生活，肯定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许多城市病不是城市就有的，往往是错误政策的后果。 比如说，日本人口密度远大过中国，居住条件却好得多。一半以上日本居民有条件住独栋小房，不用考虑“国家狭窄，土地不够”这些问题。而中国大部分城市，民众花掉巨大的价钱，通常只能住在普通公寓房里，居住质量比国外差，这显然不是“土地不够”所能解释的。要知道，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并不缺土地。 大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未来几十年，中国京津冀、沪宁杭和珠三角这几大城市群，将聚集起数亿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好处，其趋势也不可逆转。中国也将迎来陡峭时代，如何面对这个千古未有的现象呢？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衰落不是坏事。人总想过更好的生活，农村人变少，自然环境将得到修复，还愿意住在农村的人，能享受到更多宁静。他们人口较少，面对丰盛的农村自然资源，日子倒未必过得清苦。这真是两全其美的选择。想改造中国农村，使其变得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必得依靠资本投入。当前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支离破碎，交易也不方便，这将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阻碍。 城市需要土地，也从来不缺土地；城市有条件变大，这不是坏事，反倒是它有吸引力的表现。美国80%以上人口聚集在不足国土面积5%的城市，大部分地区缺人为患。中国也差不多，未来将会有更多人口往城市涌。有学者估计，单单一个珠三角，未来可能都要承载上亿人口。土地从来都不是限制，稀缺的是人口。这个道理过去很多人不懂，现在城市执政者们普遍都醒过神来。二线城市纷纷开出优惠条件，吸引人口，扩充城市规模，这是好事。极少数城市还在“瘦身”赶人——也许不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将见证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 理解土地问题，就不应为人口过多而纠结。在未来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中国人口将“只恨太少”，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广袤的国土有能力承载更多人口，建设大型城市，创造更多财富。在喜爱自然的人看来，人口多简直是一种罪过。而对人本主义者而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没有繁荣的人类社会，沉睡几亿年的土地还将沉睡，它们对人类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日本温泉小镇带给中国什么样的警示？ 越后汤泽似乎很完美。从东京乘高速列车前往越后汤泽只需1小时15分，这座迷人的山城以温泉、理想的滑雪场以及日本最上乘的大米和米酒而闻名。 川端康成以其1968年出版的小说《雪国》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后，越后汤泽甚至染上了一种文学的况味和魅力。《雪国》以20世纪初的越后汤泽为背景，讲述了东京一位小贵族与当地一名艺妓的爱情故事。 吉密欧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今天，这座小镇如同一个缩影，体现了日本乡村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糟糕的人口结构。因此，越后汤泽的故事不只关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对面临类似人口发展趋势的其他国家也具有启示意义。 在越后汤泽，从镇中心开始就有很多店铺歇业，大部分餐馆仅在冬季的周末营业，接待从东京来此短途旅行的滑雪者。 相较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时代高峰期，附近山谷公寓的房价跌幅超过了95%。10年前，笔者用不到一辆二手车的价钱买下了一套公寓，还以为是笔不错的投资。如今，笔者的一些邻居已经开始倒贴钱将他们的房产出手。 若要参观遍布全镇的度假酒店和公寓区，就意味着要踏入一个在1989年被封冻的世界，到处都是不正宗的干酪火锅餐厅和光怪陆离的时尚标语。 据地产经纪们估计，这里有75%的公寓都是闲置的。近30年前达到顶峰的那轮住房和建筑泡沫的规模之大，意味着此地以及日本乡村其他地方的房价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升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向城市迁移，即使当初并没有供过于求，需求量也在减少。 2017年，日本人口减少了40.3万，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115年，日本人口将从1.265亿下降到5100万。日本超过五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一个丹麦——将成为无主之地。 泡沫的后果和人口的减少造成了几十年的停滞。过去3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都徘徊在0%至2%之间，历届日本政府都努力要把经济从通缩的窘境中拉出来。 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鼓励更多的移民进入，并使外国人能更容易地购买空置的公寓，以及在越后汤泽这样的城镇营生。许多富裕的西方社会也在迅速老龄化，但已经开始利用大规模的移民来应对这一问题。但日本一直坚定不移地反对外来移民，而且这种态度不太可能很快转变。 日本面临的挑战对其它亚洲经济体很有警示意义，尤其是中国。去年，中国迎来了1723万新生儿，较前一年下降了63万，尽管中国政府在2015年末废除了几十年来一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增加了约3.8亿，这可能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得以惊人扩张的最大单一因素。 在全国人口增长缓慢的同时，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一直在减少。美银美林的分析师们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减少2.12亿——约为目前总数的三分之一。而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人口总量。 中国的人口下降将发生在住房和建筑热潮之后，这波热潮让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都相形见绌。从2012年到2016的短短5年间，中国的水泥产量几近于美国20世纪水泥总产量的三倍。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在小城镇兴建住房，当地政府依靠出售土地来支撑其大部分财政支出，从而推高了土地和住宅价格。 如果考虑到过去10年中国建设热潮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信贷，而这些贷款的大部分抵押品都是以虚高价格估值的房地产，那么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基础就显得不太稳固了。 今天，你可以从北京搭乘高铁穿越全中国，途中透过车窗看到的多半景色都是些没完工或空置的住宅楼。数十年后，这些建筑很可能成为中国泡沫时代及人口下降的遗迹，就像越后汤泽的幽灵旅馆和公寓现在印证着日本当初的泡沫时代一样。
社会透视
麻省理工博士：回趟家乡，就知道东北为啥衰落了
【研究员】：
厂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如今相比之下自己有点儿囊中羞涩，却是万万瞧不起那些离开“计划”、转而从事“市场行为”的人的：他们“心眼儿太多了”。伴着厂子度过一生，就可以不用学习这个世界的复杂。不必勾心斗角，不必虚头巴脑，不必尔虞我诈。每个厂子都是个桃花源：从进入它的第一天起，就可以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继续做个嬉笑怒骂、感情充沛的孩子，并且一直高昂着变老。只要厂子还活着，这群人就有生活的意义；厂子没有了，他们的生活就被剥夺了。厂子是一代人的芳华，还是他们芳华的前提。厂子在衰落吗？如果它在衰落，是集体主义的衰落，还是人的衰落呢。
东北的经济为何衰落？到底还有无振兴的希望？下面这篇文章，作者以回乡见闻的形式，从社会的、人的视角分析了东北衰落前后的众生百态，语言平实，但鞭辟入里，令人唏嘘。文章摘自微信号“叶檀财经”，作者李天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在读，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系硕士、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学士： 1 1993年起，人生的前18年，我都在哈尔滨度过。那时候我的家乡真是个迷人的地方啊！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钱，也没觉得有什么所谓。可能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的。国家的工厂，国家的店铺，国家的钱粮。 我出生在国企的社区里。“厂子”就是一切。生病去厂里的医院，洗澡去厂里的公共澡堂，吃饭去厂里的食堂，打牌去厂里的娱乐室。作为一个普通子弟，我上了厂里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接受了货真价实的“九年义务教育”。那时候没人学习，大家忙着打群架，搞对象，上网吧…...我算是个为数不多的异类。 如果当年我学习成绩稍微差一点点，就可以继续享受“厂子”的福利：去技工学校上学，毕业后去厂里当工人，迎娶一个还算漂亮的工友，把孩子生在厂里的医院。如果我的孩子淘气，就得买点礼物去找当年幼儿园的老师赔罪；如果他在学校闯了祸，我就得在家长会上一屋子的同事面前打他几巴掌，问他，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厂子进不去，怎么办？ 幸运的是，作为一个一直以来的异类，我有了一些旁观者而不是中心者的习性。寒冷限制了人和物产的活动范围，让关系变得绵密，让谋生方式变得单一，让计划经济与东北人民完美接洽，迅速扎根。 到这里，悲哀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后来，出了两件事。一件小事：“厂子”本身好像出了点问题。这件事其实在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那时除了几家大国企，一些中小规模的，来自于轻纺工业、食品工业、附属制造业等的“厂子”，已经走向不可逆转的衰弱。绝缘材料厂、亚麻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它们曾经在一块差不多五道口那么大的街区里密集而辉煌地接受共和国的洗礼，又仿佛一夜之间先后成了弃儿。 但是它们的坍塌没有对城市造成致命的打击。哈尔滨像它的名字一样，非常包容。这体现在，比如，我在离开城市两三年后，才间接了解到亚麻女工那段历史。人们没有沉溺于谈论痛苦。大家依然对“厂子”充满信心，因为老大哥们：哈电、哈飞，以及远房亲戚们：一重、大庆油田，还有吉林和辽宁的兄弟们，看起来都还活得不错。即便遇到一些困难，人们说，“大厂子不像小厂子，难道还能黄了？” 老大哥们真遇到麻烦，是最近几年的事了。不过，它们究竟遇到多大的麻烦，能否坚持过去，会不会重新振作，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出了一件大事。一件天大的事。 这件事是，大家似乎还都没有什么钱，但开始觉得，有所谓了。 2 一个远方表叔知道在美国“念大书”的晚辈回来了，托我帮他办件事。他在国企干了一辈子，从工人干到小中层，眼看就要退休。他打算把这些年攒下的积蓄拿出来，买一间房子留给儿子。他让我帮忙参考参考。 我应了下来，在一个北风凛冽的早上拦了辆出租车，去中介看房。 哈尔滨的出租车是要拼客的，这个习惯开始形成，差不多是在2008年左右，改革开放三十年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大家开始意识到，多赚一些钱是有用的。最开始的一部分司机发现拼客赚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新的“行规”迅速地蔓延开来。 出租车在一个拥堵的小道上爬行。我说，地铁修好了就好了啊，就不堵了，也方便。 “慢点修吧。修不好才好呢，修好了我们就没活儿了。” 我笑了笑，说，修好了，虽然你们活儿少了点，但是不堵了，跑得快，一天跑的次数就多了啊。还是对你们有好处。 师傅没有言语。又过了半晌，说：“修得慢，都是他妈的缺钱。钱儿给够了，早就修出来了。” 我说，算一方面吧，但我看主要还是工期短。哈尔滨冬天根本开不了工！一年只能干半年，跟别的地方比就修得慢。 司机又沉默了一会儿。“还是他妈的钱儿不够。” 我打算换个话题。我问他，现在滴滴打车什么的你们用吗？师傅摇了摇头，说不用。我问为啥不用？ “现在都他妈不给加钱了，有时候还总抢不上单。我一生气就他妈给删了。还得是原始的操作好。新鲜玩意儿都他妈没啥用。” 说话间，出租车停在了路边。我转头看师傅，还没到呢，还有一段路？ “哎呀你下车走两步吧。就前头那个。再拐进去我出来太费劲。正好这路边有几个客儿。” 3 我跟中介兄弟并排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房主来看房。他点了一根烟，脸色有些泛黄。我问他，一天能抽几盒。 “抽不上，哥。粗的就两盒，细的就一盒。” 我很疑惑，细的为什么反而抽的少呢？他说，细的贵啊！我哈哈笑，说，那还是抽细的吧，还能少抽点。 “不行，细的太细，抽得不得劲儿。粗的抽得来劲儿。”他咧嘴笑：“等我以后有钱了，天天抽细的，抽三盒儿。” 我问他，有机会去北京看看，找找工作？那儿工资高，来钱儿快。他抽了口烟。“我去过。有个朋友在北京，我前几年去过一回，面试还过了，干了一两个月吧。”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但是我感觉吧，北京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干活太累了。” 我说，那想挣钱不就得努力吗，哪有轻松的活儿能挣着钱的。 他又抽了口烟，诡谲地笑了。 “哥我告诉你个事儿，一般我都不告诉他。我准备，过了年就回长春，接着干家具。在那儿，我一天啥活儿不干，你猜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见我摇了摇头：“四千。我啥活都不用干，一个月给我四千。因为我有关系啊，我在那儿有人脉。我靠我这人脉，啥活儿都不用干。真的，四千，啥活儿都不用干。” 不久房主来了，我们看了看房子，那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临走他送我到店门口，又掏出一根烟点燃。 “哥，你一看就是个能挣大钱的人。我特别佩服你。”他有点害羞地笑了，咧开了嘴：“以后我也能挣着钱。等我啥时候上北京了，必须得找你去。” 我说没问题，微信常联系，然后跟他挥了挥手，跳上了一辆新的出租车。反正我们都还只有二十五岁。 4 中介的店主大哥告诉我，这片楼盘，今后两三年肯定看涨。 “因为这对面儿过道原来是哈药集团。药厂不好，有辐射，有毒，所以这片儿房子没人买。几个月前药厂开始拆迁了，以后建商业中心，这儿就涨起来了。”他转过头看着我，似乎也有些拿不准：“拆迁了估计毒啥的就没了吧，是不是？” 我笑了笑，问他，这片房子的入户费大概要多少钱呢。 “三四万，四五万，五六万左右吧。也就那样。”他垂下眼睛，没看我，翻了翻手机。我突然觉得“粗的两盒，细的一盒”的兄弟想当上老板还要修炼，他的话太实诚了。 我看过房子，来到了物业办公室。一个对着手机照镜子的女孩抬起半张脸看了看我。 “你有啥事？快点儿说，我们要下班了。” 我低头看了看表，才两点多啊。我说，我想问一下这边的二手毛坯房，如果进户的话需要办什么手续。她把手机放下，在抽屉里找了一会儿，递给我一张打印的单子，抬头写着，某某物业进户费一览，下面列了一堆。她说，还要补交五年的物业费和包烧费。我问她为什么？ “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这儿就是这么规定的，所有的都是这么交的。就都是这样的。” 我说，没进户入住为什么要补交这个钱？之前屋子是空的，供暖甚至都没开栓，为什么要补交钱？ “就必须交这个钱。我们这儿就这么规定的，都得交。不交你出不去这个屋。”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看《芳华》，但是显然我比刘峰怂了很多。如果你是在朝阳、浦东或者龙岗看的这部电影，你应该很难想象故事最后的那段镜头，竟然还在如今的东北发生着。显然，大家现在需要钱了，因为钱是个好东西。可是在这片计划的土地上，大家又不太知道怎么能正儿八经地赚到钱。“捞钱”和“创造财富”，是不是一码事呢？ 5 远房表叔不想把房子买在离他生活一辈子的“厂子”太远的地方，也不觉得房子买在哪儿，未来会在经济上有何区别。他叫我别跑了，那些街区都太远，不熟悉。其实地铁修好后，那里只要两站路就到他的厂子，而且我跟他说，厂子可能过几年就迁走了。电话里他笑着说不可能，你有事儿先忙你的去吧。 我去了当年的高中。学校大概是一块萧瑟的土地上为数不多仍旧充满希望的地方。下午四点多钟，哈尔滨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教室里都亮着灯，学生们在课桌上做着各种小动作，看到趴在门上的我的脸，就一下子转过身坐正；大概把我当成值班老师了。 关于这一点，当年我的老师的感受是，现在的孩子，玩也不会玩，学也学不好。 我端起一杯酒跟他碰了杯子。我说这其实挺正常，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孩子们不靠着那种想要改变命运的意志力来学习了，慢慢要寻找兴趣，选择变得多元，学习也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说到这儿，突然意识到说得不对。 对于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高中生来说，培养兴趣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无论他有多么高的天赋，在自己的兴趣上多么努力，可能都无法与北上广的同龄人同台pk。除非他的家庭充分优裕，父母充分支持，不然，他没有足够大的舞台。然而有这样客观条件的孩子，大多早就离开这里了。可能听起来很可悲，但是，在一个平庸而相对封闭的地方，天赋异禀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 努力学习，好好高考，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真的是唯一的出路，而且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 但是幸好，老师们还都在努力。他们依然尽其所能给孩子们积极的引导和培养。他们的苦衷和烦恼，只有跟毕业了的学生，比如我，才倒得出来。 “现在都不让我们老师活了。外面补课抓得太严。” 我知道，他在外面肯定还有课上。所谓抓得太严，可能是上的少了点儿的意思。市教育局明文规定不许老师出去补课，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条规定还都仅仅停留在纸上。 “那你说我们还会干点啥？不就为赚点钱么。我们又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上上课，孩子们听听课，我们赚点钱，多好。” “总有家长告。今天找教育局了，明天找教育局了。有的家长，自己孩子上着课，回过头来举报老师补课。就想着法儿大家都别好。还有家长说，你就上节课，在黑板前面白话一个小时，就几千块钱？真是，没法让人活了。” 我同意他的话。跟拼客、供暖费和骗人的广告牌比起来，他出去上课赚钱，已经是相当正大光明的事了。我也理解他嫌恶“逼仄”的生活：不然又怎么办呢，别人都赚到钱了？难道因为我是老师，就必须占据穷酸的道德制高点吗？ 然而这不是老师、医生或小公务员的错。2016年《Science》上一篇社会学研究里有一句话，翻译过来大意是，政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人们改变预期提供依据。这句话显然是说在“政治正确”时期的美国的，比较含蓄，作者其实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比如，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正确疏导人民的欲望。 老师说他新买了辆宝马，一会儿得找个好代驾。 “其实我就喝了一点。照以前，一点事儿没有。但是现在查得严了。”他沉默了几秒，点了一根烟，开始低头翻手机：“还是对的。社会还是在进步。我找个滴滴。” “想想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老师，开的车还都是好车。也对，教委也该抓我们。” 6 我去我爸退休前的厂子逛逛。 生产车间里到处都是铁。铁管、铁架、铁屑、铁块。花花绿绿的油漆斑驳地覆在各种机床的表面上，许多蓝工装和线手套在火星、机油、砂轮、滑车里上下翻飞。角落里的“抽烟处”围了几个提前完成生产，等着吹午饭号的工友。他们响亮的笑声在大大小小的铁架子上弹来弹去，充填了整个厂房。 是的，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彻底的欢快。这种欢快是可以传染的：在林荫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食堂窗口排着的长队里，在每一张饭桌上，笑声汇聚起来，漂浮在头顶的空气里，笼罩了整个厂区。排队打饭的队伍里，和埋头吃饭的桌子上，竟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手机。我认为这是集体主义的壮举。我也悄悄把手机揣起来。 厂子在衰落吗？如果它在衰落，是集体主义的衰落，还是人的衰落呢。 食堂大姐给“回来看看的子弟”在饭里多打了一勺鱼香肉丝，大概是想告诉他，人要吃得饱饱的，咱厂子还好着呢，有的是肉吃！ ...... “赶紧让你爸你妈给你攒点钱，以后你从美国回来了，在北京疏通疏通，找个工作，最好能留北大。可不能相信什么招聘啥啥的，我告诉你。那些都没用，最后还得是钱儿硬，关系硬。” 我说哈哈表叔你说的对，但是北京可能比咱们这儿稍微好一点，没塞钱没关系整不好也能找个工作。而且那钱太多了，得使劲攒，咱可攒不起。 “那再怼点钱不更把握吗？”表叔看了我一眼，似乎很不理解。他喝了口酒，换了个话题：“唉，你去厂里看一圈咋样啊。” 我说去了，看了一圈，中午还在食堂吃饭来着，人可多了。表叔咧开嘴笑了。 “厂子好吧！怎么样？唉，现在总说改革改革啥的，那你说，跟了厂子一辈子了，改革了，这些个工人干啥去？现在这样多好！”他说得有点兴奋：“我明年也要退休了。我在厂子干了一辈子。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我决定就在这片儿买房子，就厂子边上，老城区。老人儿都在这儿。你整那些地方都太远了。我看好一个。我告诉你，我今年六十万买了，过两年，至少涨到八十万。” 我点了点头。 厂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如今相比之下自己有点儿囊中羞涩，却是万万瞧不起那些离开“计划”、转而从事“市场行为”的人的：他们“心眼儿太多了”。伴着厂子度过一生，就可以不用学习这个世界的复杂。不必勾心斗角，不必虚头巴脑，不必尔虞我诈。每个厂子都是个桃花源：从进入它的第一天起，就可以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继续做个嬉笑怒骂、感情充沛的孩子，并且一直高昂着变老。 只要厂子还活着，这群人就有生活的意义；厂子没有了，他们的生活就被剥夺了。厂子是一代人的芳华，还是他们芳华的前提。 7 可是，厂子的本质是企业，是“店”。 前面加了“国”字，会让它坚固一些；但只要它的本质是“店”，便在瞬息万变的商业里沉浮，便注定有兴有衰，便不像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可以有理由一直存在下去。 只是这个道理，在计划的年代，没人主动告诉他们；现在时代变了，他们知道了，可是他们老了，没办法心甘情愿地相信。 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大致出于两个原因：自由和钱。换个角度讲，只有一个原因：束缚。在制度和教育荒芜的年代，人们习惯了不受束缚；而如今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把人束缚得够呛！再加上钱的束缚，简直无法忍受了。以前多好，以前大家人人都一无所有，所以其实拥有一切！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一无所有，不能永远一无所获。 我热爱我的家乡。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充满繁荣和活力，一直闪耀在舞台中央呢？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一个状态，比它现在的状态，更接近“病入膏肓”这个词的意思了。 我的家乡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坠落。每年，有无数人离开这里，选择做一个无奈的异乡人。城市在失血，在加速失血。曾经，这里人们的娱乐活动只有走亲访友，然而在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的夹击下，这最后的娱乐活动甚至也无比艰难了。 如今，城市里只剩下面面相觑的老人。 老人或许还在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帮助着独子，因为他们大概是儿子唯一的依靠。毕竟，这座城市可是共和国长子，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堪比如今的城镇化水平，执行国策自然是最为彻底的地方。 8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没有读《Hillbilly Elegy》。后来我把它读完了。全世界的挽歌大同小异。阶级斗争是故去的词语，是因为“斗争”二字不该存在，而不是另外两个字。显而易见，东北便是中国的铁锈带。然而，拉长时间的视角，在任意一段历史进程里，兴衰都是最正常的事情：今日红红火火的CS工业，也许就是未来的铁锈带，或者“硅渣带”？今日西二旗和马连洼熙熙攘攘的“新厂子”们，也许未来也将复制“老厂子”的命运？ 可是，囿于气候的因素，东北没有中原或海滨那样的流动性：人们对于兴衰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回复力。在冰天雪地里，我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适应变化，我们渴望一种一如既往的，部落式的、浓郁的、稳定的常态。我们更容易在时代更替中陷入悲哀。 自从18岁离开哈尔滨后，现在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到一周。每当临别时，与故乡不欢而散的感觉，应该是人能尝到的，最痛苦的事之一了吧。 不是他乡。不是故乡。是偶乡。 直播和电竞的兴起，对于东北来说，是一壶药酒。如果几十年后回看历史，证明这些产业拉动了普遍消费，最终为东北注入走出泥潭的活力，这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它们为东北人终于提供了一种光明正大又相对稳定的赚钱方式：“厂子”可以被取代了；或者，“厂子”之外，有正经钱可以赚了。在这片土地上，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新产业诞生，这也许是第一次。 还有，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了“老年教育”这个词。好像以前从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形式，冒着晚辈的大不韪，冒着不到位的风险，给家乡的亲人师长朋友介绍让他们不适应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我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能做些什么？ 但还是，怀着希望吧。 希望的人多了，可能，就好了。 2018年1月 于朝阳
国际战略
只有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才会消失！
【研究员】：
和中国相比，美国的自信心的确在下降，但这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许多国家与中国比都自信心下降。“中国威胁论”将会伴随我国崛起的全过程，只有到了中国实力大规模超越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时，才有消失的可能性。总体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当前需要做的是，利用有利的变化，但要防止被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的“黑洞”吸入。
去年10月15日，当法国第二大报《世界报》在头版印出超大汉字“中国，强国崛起”时，很多人震惊了。紧接着进入11月，先是德国《明镜周刊》用汉语拼音“xing lai!”(醒来)作为封面标题，后有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以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 尽管相关文章对中国的偏见依旧，其出奇一致的画风却显示：中国崛起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个现实意味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同时意味着不少西方人士感到不适。因此，当澳大利亚指责中国“渗透”时，美欧一些国家随之起舞;当一家美国智库针对性地创造出“锐实力”这个新名词时，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跟进。 “软实力”变成“锐实力”，中国经济“独善其身”，中资并购值得警惕，“中国模式”挑战普世价值……凡此种种，在他们的笔触下，崛起的中国正对这个世界构成各种威胁。 西方何以刮起这股“中国威胁论”风潮？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有何本质区别？环球时报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对此进行全面解读。以下是访谈内容： “中国威胁论”何时消失？ 问：去年底，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创造了“锐实力”这个新名词，近来这个词在西方媒体上很流行。您对“锐实力”持什么看法？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吗？ 阎学通：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世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权力逐渐缩小的国家对崛起国的恐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威胁论”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事件是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我国的GDP被扩大四倍，引起一些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恐惧。 “中国威胁论”已经存在20多年，这应该不是新现象。“锐实力”的说法，不过是对我国政治影响力上升的恐惧。我以为，“中国威胁论”将会伴随我国崛起的全过程，只有到了中国实力大规模超越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时，才有消失的可能性。 西方媒体认为我国的软实力“锐利”，我思考的是这种锐利是软中有锐还是内软外锐。如果是软中有锐，则说明这种软实力非常有效，即让受力者感觉不到刺痛就接受了影响;而如果是内软外锐，则说明这种软实力效力很低，即让受力者感到刺痛而拒绝被影响。 问：以往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指什么？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阎学通：这次“锐实力”的提法的确与以前所有“中国威胁论”不同，其区别的核心是担心的内容不同。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担心中国的廉价产品占领他们的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担心我国经济实力超越主要发达国家，2012年开始担心我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去年以来担心我国思想观念对世界的影响。 对我国思想观念恐惧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缩小，但这个恐惧在2017年凸显出来，有两个直接原因。 第一个是自由主义的衰落。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是以反建制主义思想为基础，美国政府不愿再继续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不继续当西方自由主义的领头羊，因此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媒体担心非自由主义的思想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而中国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在几年内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因此他们担心中国的价值观会加快自由主义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的速度。 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被西方媒体说成是要向世界输出模式。 从担忧“经济”到恐惧“思想”，西方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问：除了担心中国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经济威胁论”也越来越突出——海外投资并购引发安全忧虑的案例很多，甚至中企在大数据、智能手机、电子支付方面的优势和创新也被渲染，并出现“中国独善其身”的论调。这种“中国威胁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阎学通：如果说有“经济威胁论”，这种观点属于最早的“中国威胁论”，也就是说，从有“中国威胁论”开始，就讲中国从经济上威胁他国。区别在于，不同时期所谈的中国经济威胁内容不同，早期是低附加值商品，现在是高技术产品和金融。今后，如果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到世界领先地位，就可能出现“数字经济威胁论”。 问：“破坏规则”一直是西方对中国的指责论调，其实中国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维护者。但即便美国再任性，西方还是更担心中国，为什么？ 阎学通：在特朗普执政之前，西方舆论在国际规则问题上的确是主要指责中国。特朗普上台后，有了变化，如果说它们对美国的指责还没有超过对中国的指责，至少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在自由贸易原则问题上，批评美国的舆论要超过对中国的批评。 在改变国际秩序的问题上，西方舆论认为中美两国都是修正主义国家，即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改变者。国际秩序有三个层次，和平秩序、权力秩序、规范秩序。西方舆论认为，在和平秩序上，中美两国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愿，同时两国都不愿为维护和平秩序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责任。 例如，中美都不愿出兵去解决中东国家的内战问题。在权力秩序上，中国是要改变发达国家权力大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美国是只想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不愿为维护其盟友的权力负责任。规范秩序的情况比较复杂，经济规范上中国是秩序维护者，美国是修改者;在安全规范上，中美都是维护者;在政治规范上，美国是维护者，中国是改变者。 我们应该看到，“锐实力”说法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在扩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一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心态，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是不满意的。当然他们的结论“中国锐实力最终不会成功”是他们对未来的期盼，这需要时间来证明。 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引发“中国渗透论”，连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也频遭指责。 中国知道，“任何国家输出意识形态都会引起他国恐惧” 问：与前些年相比，对“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谈论少了，但西方对“中国方案”或所谓“中国模式”输出的担忧与日俱增，您觉得中国在输出吗？ 阎学通：我们在世界政党对话会上提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表明，我国政府清醒地知道，任何国家输出意识形态都会引起他国恐惧，都必然加剧国际冲突。 有人担心中美战略竞争引发冷战，担心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质利益竞争，而是意识形态竞争。也就是说，如果美苏不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二战后有可能形成的就不是冷战。一般来讲，意识形态竞争的零和性远大于物质利益的竞争。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崛起国，我们有责任避免意识形态激化国际竞争。 我认为孔子的“来而不拒，不往教之”原则，有助于在扩大我国政治影响的同时避免意识形态冲突激化。孔子坚持学生要到老师处学习而老师不能去学生处讲授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保证学生是自愿来学习的，从而可保持学习的积极性;二是保持了老师的尊严，避免追求私利之嫌。如果将这个原则用于指导我国扩大国际影响的政策，我们应以是否肯自费来华作为判断是否值得向其介绍我国模式的标准。对非自愿者，不值得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还可避免输出模式之嫌。 也就是说，思想领域的影响力不取决于推广力度大小，其产生的影响是成功带来的，尤其是国内建设的成功。这种成功恰恰证明一国的思想、道路是对的。对外部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国来效仿，主要看一国是否成功。如果一国获得了成功，而且他国觉得可以借鉴，就自动会产生吸引力。一旦外国组织人来学习一国的经验，这就是该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不取决于他国承认与否。 不仅美国，“许多国家与中国比都自信心下降” 问：对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一些重要合作倡议，国际上有不同反应，不少国家欢迎，也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感到不适。有人说，西方越来越不自信了，是这样吗？ 阎学通：对我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有的国家支持，有的国家反对，这是非常符合规律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人反对，而在于反对者多还是支持者多，是代表了多数国家的利益还是少数国家的利益。对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反对，我们都需要做具体分析。 自信源自成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能较快摆脱危机的国家自信就上升，不能摆脱危机的国家自信就下降。发达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例如，德国的自信心是上升趋势，英国和法国的自信心是下降趋势。不仅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也不一样。例如，印度的自信心上升，巴西的自信心下降。和中国相比，美国的自信心的确在下降，但这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许多国家与中国比都自信心下降。 问：从旧“中国威胁论”到新“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根本改变吗？ 阎学通：从国际关系原理的角度讲，崛起过程伴随威胁论是符合规律的，其原理是实力小于其权力的国家要尽力维护自己的影响力。“世界根本变化”是一个很重的判断。 从人类5000年的文明历史讲，现在的世界变化还谈不上重大，人类经历了很多重大战争，国家从城邦到民族国家的多次转型，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改变，以这些历史变化为标准，当前的世界变化还达不到重大等级。如果从近100年的世界史看，目前的变化显然超不过二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能否超过冷战结束的影响也还需要观察。在我有限的人生里，还没有什么变化超过苏联解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总体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当前需要做的是，利用有利的变化，但要防止被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的“黑洞”吸入。这个黑洞里是桃花源还是沼泽地目前还看不清楚。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恐怕还是敬而远之为上。具体而言，对外战略宜侧重塑造周边，即家门口，这是我们了解和认识相对充分的地区，也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地区。 随着中国在海外经济利益和百姓在海外财产利益的快速拓展，我国安全保护能力显得提速太慢，跟不上海外安全利益需求增加的速度。故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实力建设，特别是国防实力建设。保持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速度相一致对于崛起成功很重要，拓展政治影响力也要与实力相一致。中国古话讲，欲速则不达，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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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5 08:4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