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去杠杆战争，持续的时间恐怕要超过我们的想象-高层决策周刊2018.3.12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宏观事件就是去杠杆。升上去的杠杆，最终需要降下来，政府主动寻求降低杠杆、控制风险，是明智之举。假如领导的决心不变，这场去杠杆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恐怕要超过我们的想象。目前掏出来的武器，仅仅是主动债务减记，工具箱里还有各式其他兵器，那些玩意儿威力更大，副作用也更大。所以，不要怀疑监管层去杠杆的决心，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今后的主要目标就是去杠杆。中国的货币信用世界，正在步入“鹤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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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去杠杆战争，持续的时间恐怕要超过我们的想象！
【研究员】：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宏观事件就是去杠杆。升上去的杠杆，最终需要降下来，政府主动寻求降低杠杆、控制风险，是明智之举。假如领导的决心不变，这场去杠杆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恐怕要超过我们的想象。目前掏出来的武器，仅仅是主动债务减记，工具箱里还有各式其他兵器，那些玩意儿威力更大，副作用也更大。所以，不要怀疑监管层去杠杆的决心，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今后的主要目标就是去杠杆。中国的货币信用世界，正在步入“鹤周期”。

受华尔街见闻的邀请，笔者近日参加了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在上海的见面活动。当晚见到这位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后，心里还是有点儿小激动的，不过很快，这种激动就被提问环节的嘉宾们给予的震惊所取代了。

有嘉宾问：金融圈人士养孩子都很焦虑，怎么办？Dalio回答：好像也就中国有这种问题。有嘉宾问，哪本投资类的书对你影响最大？Dalio回答：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过投资类的书了。

这些提问并非都很差劲，只不过在这种珍贵的场合，理应有更重要的问题值得去问，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微妙的时间点，一些宏观问题值得反复向Dalio请教。而要抓住这些重点，首先需要了解下面的四个事实：

2.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宏观事件就是去杠杆

4.中国去杠杆关键决策者之一是Dalio的粉丝

01

Hedge Fund或者Macro Research这类事物可能离生活太远，不过Ray Dalio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笔生意却离大众很近：麦当劳想推出Chicken McNuggets（麦乐鸡块），但担心鸡肉价格波动太大会导致亏损，Dalio帮助麦当劳用玉米/豆粕期货来对冲，推动了麦乐鸡在1983年面世。

但Ray Dalio跟中国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1984年。在那一年，Dalio访问了百废待兴的中国，牵线搭桥的是“窗口公司”中信集团的一名高管。在华尔街绝大多数人还对这个刚刚开放国门的神秘国度感到陌生时，Dalio就已经在北京喝茅台了。

在桥水还是小公司时，Dalio就有如此眼光，令人佩服。到了1995年，他更是将自己11岁的儿子Matt Dalio送往北京，就读于高层子弟云集的史家胡同小学，受中信的一位领导监护。所以，早在罗杰斯用讲中文的闺女刷屏的20多年前，Dalio便派儿子打入社会主义内部了。

但这丝毫不妨碍Dalio在中国的影响力突飞猛进。《原则》在中国出版后，便横扫金融街和陆家嘴，精英们便像集体补钙一样，言必称Principles，深圳有家私募依葫芦画瓢，给员工定下80多条“原则”，要求坚决执行，没多久就把前几年赚的钱都亏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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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杠杆在2017年之前还是小甜甜，现在已经变成了牛夫人，未来不排除变成马夫人。在《天龙八部》里，马夫人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尽管有违伦常但男人们都想和她上床；二是那个拒绝上她的英雄死了；三是她最后被折磨毁容死的更惨。

时间范围从2008 年到2010年，主力是制造业、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出发点是用加杠杆来对冲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大规模信贷的刺激之下，债务水平史无前例的狂飙，经济在2009-2010年短期回升，但2011年之后便陷入到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导致经济再次下滑。时间范围从2012年到2013年，主力是地方政府，工具是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非标融资，方式是银行通过表外理财，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杠杆，此举导致信托贷款增速从12 年初的18%飙涨到13 年中期的100%+。1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清理非标，14年后经济重新下滑。时间范围从2015年到2016年，主力是居民部门和房地产公司，方式是“涨价去库存”和“举债赌国运”。一个明显的结果是：2015 年时居民部门年度新增负债4.6 万亿，到2016 年上升到7.1 万亿，2017 年预计又上升到8万亿，明显已经刹不住车。与此同时，许家印孙宏斌们在胡润百富榜上排名蹿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信托、券商、保险、互金轮番登场，用各种“创新”姿势，来为实体企业和居民部门输送了大量子弹，膨胀速度远高于实业。对此，原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8年初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金融乱象。有人预警到：金融行业哭爹喊娘的日子要来了。但可惜的是，在Dalio见面活动的台下，95%的观众是金融行业人士，在近2个小时的提问和对话里，去杠杆这个话题被谈论的时间没有超过3分钟。031979-1981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Dalio认为“我们债务的庞大规模意味着这场萧条将和1930年代一样严重，甚至更糟”。1982年，Dalio出席国会听证会，在电视观众面前留下了这段影像。事实证明，美国经济并没有崩溃，但“押注崩盘”的桥水却差点儿倒闭。

在此之后，BridageWater慢慢建立起体系化的研究方法，便再也没犯过致命的错误。在之后的几次金融危机和股市暴跌中，BridageWater基本都安然无恙。桥水的研究能力之强，让原美联储主席Paul Volcker评价道：桥水对经济细节的把握能力令人震惊，他们拥有比美联储更多的人才、数据和成果。

2012年2月，Dalio发表了一篇半科普性质的报告：An In-depth Look At Deleveragings，里面展示了46个案例中的6个，并归纳出去杠杆最关键的四项措施，报告中对历史数据进行归因的独特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这6个案例，包括：

2. 1950-60年代的英国

4. 2008年-至今的美国

6. 19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

去杠杆一般有四项措施可以做：1. 债务减记 2. 紧缩政策 3. 财富转移 4. 债务货币化。一场典型的去杠杆，就是拿这四项措施来混合实施，像和面一样，控制好比例，你就能做出一锅香喷喷的馒头（“好的去杠杆”），没控制好比例，你只能得到一滩面糊（“糟糕的通胀/通缩去杠杆”）。

尤其是印钱（e.g.央行用各种手段直接向市场注入资金），早印比晚印好，印的太少不顶用（如1990年后的日本），印的太多也不行（如1920年代的德国），用印钱来对抗通缩，同时压低名义利率至名义增长率之下，基本上就能完成一次成功的去杠杆。

当然，精读10遍的原因不仅仅是报告质量高，更是因为中国这场去杠杆背后的决策人物，对Dalio的推崇和重视，恐怕要比你想象的大的多。

2017年，去杠杆战役开始缓缓铺开。无论普通散户，还是金融机构，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去杠杆到底是怎么个思路。这个问题太难以回答，于是他们转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领导写过什么文章，领导写过什么书。

何谓“债务减记”，简单说就是偿债、违约、重组等一切能够将账面债务降低的方式。为了做到“减记”债务，一方面，通过越来越严格的金融监管，来堵住金融行业向实体和居民提供"子弹"的通道，无论是清理非标，还是买房限购，目的都是一样。但主动的债务减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整体债务的结构，但对杠杆率的下降，作用并不明显。如果你仔细审视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总负债/GDP，你会发现一直到2017年底，杠杆率并没有任何的扭头的迹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领导的决心不变，这场去杠杆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恐怕要超过我们的想象。目前掏出来的武器，仅仅是主动债务减记，工具箱里还有各式其他兵器，那些玩意儿威力更大，副作用也更大。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几乎没有他的言论，但很多代表委员讨论的话题基调都是他参与制定的。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国内媒体将他列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智囊榜单之首，他在中国财经界的地位可见一斑。3月3日，在两会召开之前，他结束美国之行回国，虽然没在两会上露面，但他最重要的经济主张——去杠杆被热议。比如高质量发展。报告中的表述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他表示，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又比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具体的表述是这样的：“‘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刘鹤表示，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关于污染防治，刘鹤表示，未来三年，中国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打赢蓝天保卫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刘鹤副手）表示，防范金融风险是我们今后三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它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不能像此前有段时间‘脱实向虚’，搞一些委外业务、通道业务，资金层层转移和腾挪，价格层层加码，这样对实体经济降低成本起了反面作用，同时也造成金融风险的隐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刘新华6日在上海代表团参加小组审议时说，防范风险，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另外，A股动态市盈率21.4倍，较2016年下降20%。关于刘鹤及其经济主张，瑞信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私人银行高级顾问陶冬看的很透。刘鹤上任之时，中国没有通胀之火，但是十余载的信贷扩张却带来了债务洪水，高债务杠杆、高信用风险开始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性，“去杠杆、防风险”成为政府的首要宏观政策目标。他预测，刘鹤式调控的主打是降低乘数效应。中国的政策利率水平和基础货币供应量其实变化不大，但是十九大之后的监管力度却增强了许多。同时，中国的资本跨境流动仍受控制，债务主要以内债形式存在，因此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为在稳定国内资金信心的情况下处置债务问题提供了条件。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在此前的文章称，在中国政权体系中，有一些专门的领导小组，具体的事务则交由下设的办公室来执行处理。刘鹤所在的中财办就是这样一个财经工作的枢纽，这几年，在刘鹤的领导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一改昔日的低调，从幕后走向前台，变得越来越活跃。[color=rgb(255,][color=rgb(0,] 经济纵深




从黄奇帆土地化债之道看地方城投的是非功过与转型
【研究员】：
芜湖模式以及重庆“八大投”模式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创造出一套利用未来的土地价值撬动当前银行贷款的机制。地方政府向银行借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涨，涨价以后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过去20年间，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地产信仰以及城投信仰。其中前者来自房价上涨，后者则来自政府兜底。两个部门也成为理财等资管产品的主要投向，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刚性兑付。2018年1月25日，即将分管经济金融事务的鹤在达沃斯演讲时说，“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改变的不止是指资管产品的刚兑预期，实质上要破除那些许久未变的信仰。在此背景下，开行的基建贷款模式将面临重大挑战：未来如何符合地方债监管，以及如何选择平台客户。当然，商业银行也是。
按照原约定，本次债券将于2018年4月14日到期。但是，由于置换债的大规模发行，地方城投在收到资金后，也开始对企业债进行置换。据中信证券固收团队统计，截至2017年末成功置换的城投债共有118只，总规模达1512亿。比如，鄂尔多斯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434.0亿，债务率高达250%。而且鄂尔多斯是仅有的几个债务余额超过限额的地市（其他几个分别是内蒙古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以及湖南益阳）。 彼时，政府债务90%是通过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经过3年的置换后，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余额为1.72万亿（2017年末数据），占比降至10%。剩余部分债务置换预计于2018年上半年完成。届时，城投的政府债务将转移至财政，财政与城投再无关系。近期，监管部门多次重申，金融机构应将融资平台公司视同一般国企，根据项目情况而不是政府信用独立开展风险评估。2月初，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称，严禁党政机关公务人员未经批准在企业（城投）兼职（任职），信用评级机构应当基于企业财务和项目信息等开展评级工作……也是在2月初，湖南省下发文件称，将按照注销一批、整合一批、转型一批的方式清理整顿融资平台。因为有自身造血能力的平台并不多，诸多平台大抵逃不出被关闭的命运。而整合、转型之后与一般国企并无异处，1992年诞生的融资平台将于2018年走进历史。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1992年，时值邓公南巡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黄浦江畔，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设立。然而，如何解决城建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也困扰着浦东新区及上海市政府。是年7月，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下称上海开发）在浦东新区成立。该公司获得上海市政府的授权，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工作。彼时，公司甚至直言“要当好市政府城市建设的好‘账房’”。上海开发也被认为是第一家城投公司。

上海开发注册资本（10.2亿）的来源结构也颇有意思：由各类集资款（4亿）、公路养路费（2亿）、城市建设基金会历年结余及利息收入（4.2亿）构成。这一注册资本已占到当年财政收入5.49%。差不多与此同时施行的《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不列赤字，也就禁止了地方政府举债。于是乎各地纷纷效仿上海的做法，城投公司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

几年后，黄奇帆调任重庆市副市长，并将其在浦东的经验带到山城。与浦东不同的是，重庆基础设施更为落后、资金更为紧张。“十分缺钱。”黄奇帆日后回忆称，“2002年，重庆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负债余额450亿元。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一个要破产的政府。”黄奇帆也坦承，“八大投”很重要的资金来源跟土地财政有关。“土地及其增值潜力，是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手中最重要的筹码。”这一工作也是从2002年开始，十余年间储备了50万亩土地。这些土地储备一方面为重庆债务化解提供了利器，另一方面则稳定了地价、房价。有了这一“尚方宝剑”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数量激增。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全国融资平台数量只有3000多家，而2009年末增加至8000多家，一年间增加1.66倍。央行的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末地方府融资平台进一步增加至1万余家。审计数据显示，2012年末重庆债务率为92.75%，已接近100%的警戒线。在全国31个省份中，其债务率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位。 “1万亿平衡掉，就是我们那近30万亩的地。有十几万亩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划拨用掉的；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就是15万亩，一亩地总有六七百万的基本利润——那十几万亩，差不多就是九千亿、一万亿平衡掉。”黄奇帆说，“这就是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是高额负债。”二、“超级银行” 此言非虚。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于1999年挂牌，成立以后的十余年里累计向重庆市交通建设领域发放表内外贷款1499亿元。截至2012年3月末，开行重庆分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该分行全部贷款余额的86%，占全市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23%。差不多同时，陈从央行副行长任上调任国开行行长。在陈看来，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发展重心。相较于私营领域，政府的优势是拥有全部的土地。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国开行力推通过以提供‘软贷款’为核心、以地方财政为还款保证、以“打捆贷款”为特征的投融资模式，极大地发展了自身业务。在资金端，国开行也通过债券筹资，再发放贷款。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8年，国开行对政府融资平台大约累计发放贷款1.4万亿。而在10年的时间里，国开行的坏账率由高于40%降至不足1%。这一不良率在中国主要银行中是最低的。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国开行不良率已连续51个季度控制在1%以下。在四万亿刺激方案之后，商业银行纷纷进入国开行主导的政府投资领域，国开行的市场份额减小。国开行年报显示，国开行公共基础设施贷款占比由2009年的30%下降至2016年的11%，同期广义基建（包含公共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电力四类）贷款占比由65.5%降至43.5%。2015年进入“后43号文时代”后，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基建的新方式主要有二类：二是继续通过打捆贷款的方式向地方投放棚改、扶贫等政策贷款，这类贷款为政策所鼓励。第二种方式实际上还是早期“芜湖模式”的延续。芜湖模式以及重庆“八大投”模式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创造出一套利用未来的土地价值撬动当前银行贷款的机制。地方政府向银行借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涨，涨价以后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偿还银行贷款。2018年1月25日，即将分管经济金融事务的鹤在达沃斯演讲时说，“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三、是非功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基建投资规模由2003年的1.36万亿增长至2017年的17.3万亿，同期其占固定资产的比重一直在30%左右。比如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政策，基建投资大幅增长。经济增速由2009年一季度的6.4%回升至三季度的10.6%。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98年）、SARS之后（04年），基建投资增速都有跃升。毫无疑问，融资平台有其历史功绩。8年前印发的国发19号文虽然意在加强融资平台管理，但也指出融资平台的的两大积极作用：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对外生性冲击，力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创新投融资体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在飞速扩张后，对融资平台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与日俱增，地方债成为重要的“灰犀牛”之一。财政部官员甚至直言，担心地方债问题被过度放大，成为做空中国经济的一项工具。综合来看，对融资平台的指责只要有：2.推高企业部门杠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的债务，这在统计上体现为企业部门债务，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高估。4.政企不分。部分融资平台负责人由政府官员兼任，先天性的政企不分导致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薄弱，腐败时有发生。当然，以上问题并非相互独立，而可能是相伴而生的。比如，四万亿投资时，某县跟进中央政策，上马了大量的项目。不料，2010年货币政策逐渐收紧，银监会也三令五申严控对融资平台贷款，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该县不得不转而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资金，信托等资管产品成了选择。回头来看，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大幅扩张。2010年监管层控制平台贷款后，以信托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向融资平台“输血”。2015年后，地方政府融资转向政府购买服务和PPP。四、转型难题从2015年开始，虽然融资平台融资松紧程度时有波动，但整体沿着这两个方向进行。监管层还在2017年首开违规举债处罚的先河，地方债监管空前严厉。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2017年末解读说，实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只要今后三年增长6.3%即可实现。从现在经济运行情况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梳理来看，去年以来的监管路线沿着剥离融资平台政府信用的方向延展，融资平台定位为一般国有企业。转型虽然提了很多年，但是步履蹒跚。2017年6月，创造“八大投”的重庆印发文件称，要清理并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转型。越来越多的省份正在加入其中。湖南省在2018年2月印发文件称，将按照注销一批、整合一批、转型一批的方式清理整顿融资平台。全国层面的融资平台方案也已在起草并征求意见。深谙政府投融资的黄奇帆说，（融资平台）一般一个直辖市搞一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级市，一般只要搞一个。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一个地方就搞一个。行文至此，不禁想起财科所的一位财税专家曾玩笑似地说，43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是一份规范政府性债务的文件，但此后再无政府性债务，只有政府债务。谈到转型，又不得不回到上海开发。该公司已在2014年更名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达到500亿。财务报表显示，2016年末资产规模逾5000亿，营业收入达239亿。上海城投总经理孔庆伟谈到转型时说，首当其冲的是“分”：分业经营，强调专业化；分类指导，强调公司化。“政府项目、公用事业和经营性产业混在一起，是搞不好的。”这或许可以为融资平台转型提供借鉴。换句话说，你愿意相信一个债务率250%的政府，还是资产负债率64%的融资平台？再换个场景，如果政府债务率是60%，而城投资产负债率是80%呢？[color=rgb(255,][color=rgb(0,]新闻视点




提高个税起征点背后的玄机：这次穷人的大胜利谁来买单？
【研究员】：
是什么原因让个税改革变的如此着急？在政府工作报告出炉的前几天，国内释放出了一个历史性变动的信号。坊间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成长型国家，政治周期延长，控制型经济将得到强化，这需要民意的支持。突发大红包，或许是动机之一。不过，它也留下了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地方政府的由此导致的财政窟窿，要怎样去填补？这个地方的水少了，就另辟一片生地，挖井开源。94年之前，中央没钱了，就分税制改革，把地方口袋的钱收上来；2008年以来，土地财政减速了，房产税就狼来了……这次穷人的大胜利，总的有一个群体来买单吧？从长远来看，轻征赋税，非一时之权宜之计，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永久性的政策安排。只有这样的税制模式，才能适应中国未来10年以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当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这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我第一个表示不服。”近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议2018年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新闻刷爆舆论。此刻，仿佛非“正话反说”不足以表达大众的喜悦。旺角黄局长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指出，其实，“提高”的呼声多年来一直不断，但官方过去的定调则是，个税起征点(起征点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免税额)已不算太低，上调空间很有限。没想到就这么给了你一个峰回路转，180°的漂移，行动之迅捷，转换之突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是居民收入三步跳跑到了银河系吗？也不是。

很多人没想明白，既然提高起征点如此直入人心，为何老早之前并没有实施。01然而，作为调节社会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在实际中却发生了一些异化。长期以来，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工薪阶层无处可逃，富裕阶层则逍逍遥遥，有许多手段用以避税，比如——中国的个税制采取分类征收，而非综合税制。富人们拼命压缩个人工资所得，而扩大其他版块的蛋糕。由于缺乏事先扣除的关卡，个税流失严重。而且随着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富裕阶层有了更多的资源类、经营类的收入——由于财产信息系统的长期不完善，这些资本收入和资本升值，经常处于征缴监管疏漏的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穷人不交税，富人少交税，个人所得税沦为中产阶级的人头税。对于这种奇葩的税收结构，中产阶级的痛感很强。然后就是每年两会，朝野都会有人站出来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相关议案源源不断被提出。原因很简单，因为上调的空间根本就不大。

1.2011年的个税改革，让纳税人从9000多万人减少到2400万人左右。近年来随着劳动者薪酬水平提高，纳税人群扩至3000多万人，但人数还是非常少。

如果按照老大姐董明珠的想法，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纳税人群将拦腰砍去一大半。这对于“事多财少”的地方政府来说，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就是，理论上工薪阶层的税负减轻了，会释放出更多的消费力，带动工业品、农产品的生产，提高企业所得税，最终弥补个税的减少。

一句话，个税制改革是一个超大盘，“起征点”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这也是政府在个税改革方面一直采取审慎态度的原因之一。

所以历年以来，中央关于个税改革的指导方针都是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为方向的，即把个人的分类收入，可综合的部分全部归堆，施加超额累进税率：

从“九五”计划开始，一直到“十二五”，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就一直坚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方向，没有变过一毫一丝。

是什么原因让个税改革变的如此着急？

在政府工作报告出炉的前几天，国内释放出了一个历史性变动的信号。坊间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成长型国家，政治周期延长，控制型经济将得到强化，这需要民意的支持。突发大红包，或许是动机之一。

十年来，中国没少提给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减负。它说了，也实实在在的做了，砍掉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但这似乎丝毫没影响到税收收入。

94年之前，中央没钱了，就分税制改革，把地方口袋的钱收上来历史上的案例有很多。这次穷人的大胜利，总的有一个群体来买单吧？2018期许：中国纳税人的自我启蒙之年我发言的题目里有两个关键词：关键词二：“自我启蒙”。启蒙我们人人皆知，开导蒙昧，明白事理也，而自我启蒙则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弗洛伊德说，“自我才是真正的我”。有自我感知才会形成自我的意识，而感知来源于人的生活的体验和对历史的反思。现代税收原则大致有八个要点：2. 普遍征税原则：意思是所有获得公共服务的人都应该依法纳税，但是最穷的人和遭遇重大变故的人应该得到关照。4. 法定主义原则：所有税种都应该由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所有的税制要素都应履行立法程序，使其具有完整的合法性来源，而且所有的涉税事务都要接受外部政治的控制（现代预算的基本含义就是外部政治控制）。宪法和法律要清晰地厘定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权力（权利）和责任关系。在税收问题上，人人拥有表达权。6. 轻税原则：轻征赋税，非一时之权宜之计，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永久性的政策安排。只有这样的税制模式，才能适应中国未来10年以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当然也是现实的需要。8. 公开、透明的原则：排除政治特权和防范体制性腐败，在此基础上，确立可问责、可纠错机制，这才是最终目的。政治特权在财政领域表现的很是突出，中国的大量资源实际上是被特权阶层所消耗的，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知道将来国家通过一种什么法律或制度，把这种过度耗费社会资源的趋势约束住，现在看来希望不是太大。原则的背后是深刻的道理，税收的道理因为时常包裹在很强的专业性中而鲜为人知，关键是以往大家对它关注不够。比如，说征税和纳税实际上是一种交易，这不难理解吧？跟人们日常过日子一样，你要拿走我的东西，应该拿你的东西来换，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我干吗把我的东西给你？对方也是一样，任何人想获得别人的东西，应该去创造别人需要的东西。征税也是如此。这个思想来自于霍布斯，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提出来的。税收学上后来据此形成了一个“交易范式”，只是直到现在这个范式也没能占据学术的主流地位——主流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配置范式”。关于企业税负问题的争论曾在前年底爆发，延续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来是一个全民纳税人意识启蒙的好机会，争辩过程中学者、企业家等社会各界几乎都参与进来了，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局面。遗憾的是相关讨论很快被强行终止，演变成了一个“站队”的问题了。只不过，话虽不让说了，所有的问题都还存在。这一年中，企业和居民家庭税负一直是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到最近仍然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都是财产税、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的改革，与亿万家庭和个体的命运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的关注度会更高。也就是说，有关税负的争议可能会比上次更大，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了吗？比如一个宏观税负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在中国有大、中、小三个口径，你问的是哪个？不同的测算方法，答案是不一样的。再比如企业税负的计算公式，一个分母就有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商业净利润三种，每个计算出来的结果当然不一样，你问哪个呢？如果你选择销售收入，算出来的税负水平当然比较低，可是你换个算法再试试？而这个过程中往往最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真正的企业家，他关注的永远是投资经营和交税之后能够得到多少利润的问题，能赚多少钱的问题你，而不是什么税收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问题，而这正是分歧之所在。我调研了那么多家企业，才敢这么说。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其实我们纳税人只要弄懂其中的基本道理就行，即过分征税不可以。因为它会使市场中实现的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变小，这部分损失，经济学上这叫“死角损失”。“死角损失”的存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受损，也使政府失掉了本来应该拿到、而实际拿不到的那部分市场盈余。因为市场交易没有了，你当然拿不到税收了。这个时候，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不乐观了。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长期实行重税政策的一个结果，我在多篇论文中论证过这个观点，也因此而招致严厉批评。政府征税，应以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为前提，不影响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包括对劳动、储蓄、产业决策、投资、消费等的影响。政府征税，应以市场为前提，而不是以政府收入为前提。税收扭曲了资源配置格局，就会破坏市场的规范和秩序，市场的决定作用就无从实现了。比税收“轻”“重”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和相关程序的构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纳税人与征税者之间共治与协商机制的建构问题，致力于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一种用税收联结起来的良性纽带。制度进步的契机，可能发生在新预算法落实，和将于2018年开始大力推进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的改革、立法和修法过程之间。这几个税种都属于直接税，直接税与我们熟悉的间接税不同，就在于它们是不能转嫁的，就是你掏钱交多少就是负担多少。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的关注度将空前的，引发的社会的矛盾也可能是空前的。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当它发生社会大转型的时候，税收往往是一个矛盾的焦点，甚至是一个导火索。在2020年或这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中国有十几个税种需要完成由法规升格为法律的程序，至少财产税中的房地产税需要完成新税种的立法过程，个人所得税需要履行修法程序等。像增值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税种，已经运行20多年了（1994年开始），一直属于法规层面的规范，现在应该把它升格为法律了。此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的处理竟然没有一部法律加以规范，这种情形也应终止在2020年以前。而2020年，离我们现在处于的2018年，满打满算只有三年之间，如此密集的涉税立法、修法和法律实施细则的订立过程，项项与纳税人财产、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攸关，您怎么能不在场、不过问呢？但是正如刚才几位先生说的，我们现在正处于集权回返的过程中，而税收的立法和修法也正处在这个期间内。这个密集期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比如，会不会出现强行立法，人为推进立法的进程的问题？会不会有“权乃移于法”的问题发生。大家知道这话是顾炎武说的，明朝就出现过这种事，即强行地用权力来代替法律，把说一不二的权力意志通过法律体现出来，强迫人们接受，其实就是一种极权体制的变种。2018年发生的变化，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国家的纳税人意识正在悄然觉醒，年初的1月2日就出现了毛振华先生“怼”亚布力管委会的事件发生，很有爆发力的表现。表面上只是一个旅游度假区的管理问题，其实背后就是纳税人敢说不、敢问责了。因为我交税了，我在你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纳税人，怎么是这么一个待遇呢？当然后来妥协的也挺快，但我们得承认，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纳税人身份，一直以来企业家是比较回避的。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财政改革运动（变法），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这些变法总体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变法不变政”；二是“挹地方而注中央”，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财政体制运作的一个未曾改变过的规律。变法不变政，使改革不能彻底，即使旧体制弊端已十分严重，依旧可以到充分资源的培植；而挹地方注中央，则使得地方资源枯竭，势必演变成挹百姓而注政府，民生难以为继，王朝因此而颠覆。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是堂堂正正的纳税人，不需要阿猫阿狗似的缴税者。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喊了8年的“房产税”，现在看来真的要来了。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透露，预计房地产税立法草案今年将进入人大审议。01、别以为房产税离你还很远？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一切与房地产经济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它，而民众鉴于国情最关心的房产税，其实只是房地产税的一部分。但之后官方迅速澄清说，单独房产税的立法还没有时间表...为什么说，我们认为房地产税的立法会提前到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但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总理的措辞改了——“稳妥”是中央的态度，而为了落实国家领导人“房住不炒”的口号，房地产税的立法却势在必行。02、难！难！难！A. 法理依据上的争议。另一方面，土地属于国有，而房屋属于私有，一个统一的税如何对两个不同的纳税主体征收，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目前试行的房地产征税办法主要对开发商征税，在开发商拿地的过程中，还有以租金形式存在的“土地出让金”。其中，土地增值税和土地出让金已经通过定价等方式转嫁到购房者身上。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是一次性缴纳租用土地期间的所有金额（也就是70年）。就有人认为，虽然土地出让金是出租费而不是税，但它已是变相的房产税了。政府对房屋的估值是征税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就算是一线发达城市的政府房屋估值，一般也比真实成交价来得低很多。发达国家又是怎么估的？在美国，有独立机构定期评估房屋市场公允价值。为保证房地产评估结果客观公正，计税价值的评估与房产税收的征收管理是分开的，核税官员不属于正式工作人员，只负责核税，不负责征收与管理。回到国内，一线城市都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房产评估就更不完善了，一些城市甚至只有部分较发达片区登记了房屋估值系统，这加剧了房产税征收的不公平性。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具体该怎么实施？肖捷部长在《人民日报》撰文中，一个核心的理念、也是肖捷的文章中对房产税该怎么立法最直接的论述是这样的：说到立法，其实早在1986年就有征收房地产税的暂行条例，但仅针对公司和个人持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比如写字楼；对个人自主的房子，并没有强制征税。到了2010年，两会上曾力推房地产税2017年立法，但因为现实的阻力，弃了。在2月26日发布的大消息中（修宪草案），就有一条修改意见提出——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这相当于是增加地方的自主权。简单地说就是，中央立法，地方各自推行，具体时间表，自己看着办。目前三四线城市仍在紧锣密鼓地去库存，这个时候出台房产税的可能微乎其微；还有一些强二线城市，为争夺人才可能推迟施行房地产税，比如武汉、郑州。据财政部发布的《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4910亿元、土地增值税4911亿元、房产税2604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2360亿元... 而目前城镇及城市住宅市值约150-180万亿元，假定其阿红月15%需要缴纳物业持有税，税率为0.7%，则理论上初始税收额约为1600-2000亿元之间。土地增值税有4911亿元，而房产税初估只有它的一半不到，如果削减这部分税务，此消彼长，房产税的征收还真不一定能为各地土地财政带来多大收益。04、征收房产税，房价就会降吗？不过从已有房产税的经验来看，你的如意算盘少算了一步：房价为什么会涨？拿日本来说，它并不是在房地产泡沫巅峰的1980年代才开征房产税的，而是早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当时日元被动升值，导致大量外汇流入国内，从而推高了日本的房价和股市（而中国楼市、股市泡沫主要是超发货币造成的，因此金融基础更脆弱）。这时，日本政府为了控制已经疯跑的房价，对房地产市场增值征收重税，增加了投机成本。一时间，房产转让成本骤增。这一击，一下子将日本房价打回15年前的水平，一直到现在才逐渐恢复过来。相信你也在不同平台或者跟日本人的交流中了解到，当时的惨相以及它是如何重创日本社会的。韩国开征房产税很大的原因是为了抑制炒房现象，但因为税务这码事彼此相连，所以还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韩国的房产税是按总价格分档的。房产总值低于6亿（约为人民币360万），征收总资产0.5%的税。高于6亿除了进阶征税，还分别对应一定的附加税，比如6亿至12亿韩元，征收标准为0.75%，另加150万韩元（约9000人民币）；超过12亿而低于50亿韩元，征收1%，追加450万韩元；50亿至94亿，征收1.5%，另追加2950万韩元附加税……不过自2005年房产税开征后，韩国房价先小幅下跌，随后却继续上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韩国当时的城镇化率——已达到82%，加上限购和持有房产成本增加的房产税，都暗示房价不应该再涨，但是房价就是控制不住。最后找寻原因发现，房源供需短缺、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房价上涨。2006年，更是有报道称，首尔江南区的一套房价每周涨10万元人民币司空见惯。房产税是当地议会唯一可以决定的税收，占英国地方税收收入的比例高达90%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在60%左右。在英国，当地民众对房产税很少抱怨，而且都是主动申报。因为这些税收，最终都是用于社区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建设。这样的税收体系决定了房产税虽然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民众也对这个体系非常认可。05、总结美国州一级地方政府，如加州，房产税就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12%左右，纽约州房地产税则占16%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还有经营性等收入，房产税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更高，能达到30%以上。日本的房产税作为地方税种，大约占地方税收的40%，是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不见得。这个金额，对于买得起几套房的炒房客来说很多吗？房产的增值或许就能覆盖掉这一部分的损失。真正能抑制房价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如日本政府做的那样，在转让的环节施以重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最大化地发挥积极效应避免市场恐慌和不必要的利益受损，需要在决策阶段就充分考虑到各方意见和利益，因此更多的公共讨论也就成为了必须。不过不论税制如何改，土地还是政府的。FT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认为，房产税，在中国经济这个房间中，在未来可能是最大的灰犀牛。2010年，国务院财政部发布三次文，作为房地产试点城市的上海和重庆启动了房产税。二者都是以新增购买住房为考虑，重庆针对别墅等高档住房，上海针对普通住房，且对于本地人有不少优惠。肖捷心目中的房地产税自然与此有所不同。那么，此刻推出，推房地产税的背景是什么？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无疑是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伴随着拆迁成本高升以及城区土地日渐稀少，一线城市房地产正在由一手房市场变为二手房市场，收入土地出让金年年减少：土地出让金在2014 年达到 4.3 万亿的历史高位，随后一度回落，直到2017年才回升到4万亿左右。而过去十来年，土地出让金占到某些地方政府收入的四成到五成。在70年产权的情况下，土地产权没有完全落实，中国房产税还是房地产税仍旧无法厘清的情况下，屡屡吹风征税，的确映射了当下中国财政的问题。中国政府的官方债务水平虽然比价低，表面上没有赤字，但是各种隐性负担核算之下，地方一级政府的赤字率惊人。这种模式起源于香港，是特殊的殖民地制度下的产品，其弊端以及短视其实更应该引发反思。香港房价不断高涨，中产阶级收入止步，表面上赋税不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为高房价而付出代价；“已婚却分居”的新生活模式也开始涌现，即香港年轻夫妻选择婚后仍会处于分居状态，即各自与父母同住。根据香港城市大学2016年调查，在18至35岁的香港人中，76%仍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是在相当低的失业率情况之下发生，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房价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退一步说，房地产税真的能够大幅扩张地方政府财力吗？有人测算全国房产地价格在130万亿左右，这看起来是一块大肥肉，但是实际情况收到手的房地产税到底有多少？按照国泰君安的测算，在0.5%的房产税税率假设下，针对房屋市值征收的房产税能占到地方本级收入的约10%；若房产税为1.5%，则对地方本级收入的贡献为30%。但如果考虑每人20平米减免，那么在0.5%和1.5%的税率下，房产税仅能分别占到地方本级收入的4%和12%。最后，从房产税的用途来看，美国等国往往作为地方一级政府使用，用于公立学校建设以及社区维护等，这种情况下房产税并不是作为贫富调节或者房价调整的因素，而更多是取之于本地用之于本地的做法。回到中国场景。在房地产界，或许有房叔房姐，却并没有真正的神，一直鼓吹炒房的网红，可能最终是是通过梦想暴富的粉丝来变现。房价剧变带来的阶层变化，让焦虑和自满都成为集体游戏，大家都不过是时代经济中翻腾的蚂蚱，运气好的时候面朝上，给个灿烂笑脸，运气不好的面朝下，不小心就跌四仰八叉。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并不仅仅以经济逻辑为要点，房产税推出的可能性在加大，但是推出之后，经济逻辑仍旧会发挥作用。房产税的问题不仅仅在公平问题，更在于可能的一连串反应，从居民层面，除了可能的房地产价格跌落，更多持币待购者出现犹豫，这带来申请房贷的放慢；从企业层面，银行抵押物缩水，在银行的调整之下，可能会带来流动性进一步收缩，甚至引发通缩循环。


【研究员】：
[color=rgb(51,]【研究员】：
[color=rgb(51,]第五次：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


政经观察




哪里的政商关系最适合做投资？不妨看看看这份名单
【研究员】：
一般说来，经济水平与政商关系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从收入上看，政商关系越是健康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反之，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优良的的基础设施、中介服务，当然政商亲近程度也会有所提高，从而带动整体的政商关系健康水平。长远来看，经济发展是改善政商关系的根本途径之一。政商关系复杂的地方，投资人不愿意去投资，能人不愿意去就业，陷入死循环。
曾有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甚至有专门的书籍来论述它，成为社会官商阶层的必修课，但很多人学着学着就落得了胡雪岩的凄惨下场。除了复杂微妙的政商秘闻，还有就是做生意，去哪投资好？猫哥在微信号“大猫财经”指出，其实，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希望发展经济获得政绩的，也不是都想雁过拔毛，地方政府也是想招商引资，这就需要塑造一种全新的政商关系。按2016年两会上，领导人就新型的政商关系概括的两个字，那就是——亲、清。2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了最新一期年度研究报告，从“亲”、“清”两个方面入手，创建了一套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评价体系，本文就来跟大家抖一抖“干货”。01、您家乡政商关系怎么样？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根据什么打分的呢？1、从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亲近）亲近指数内包含领导对企业的视察和座谈、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市场中介、电子政务、企业税收负担等7个维度；根据这些评价体系，报告做了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排行榜：第一名居然是：东莞！02、该在哪投资，心里有数了吗？在全国285个城市中，东莞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第一。可见今非昔比了。在亲近指数方面，排名前十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苏州、长沙、合肥、金华、广州、福州、邢台。政商亲近关系整体呈现为沿海高于内陆的局面。按省份比较，上海、北京和海南位居前三，广西、新疆和云南殿后。经济发展程度与省级政商关系亲近程度正相关。“清白”指数主要分析各个城市在政府廉洁度和政府透明度两个一级指标上的表现。在清白指数方面，排名前10名的城市是：北京、温州、潍坊、鞍山、广州、台州、聊城、杭州、石家庄、成都。东部沿海城市的清白指数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按省份比较，北京、上海和浙江位居前三，青海、河南和西藏排列末位。

从各大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其次是华北、华南，上述三地都优于平均水平。相对来说，西南、西北地区的表现落后。从行政级别来看，总体上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越健康。直辖市优于副省级城市，而副省级城市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优于地级市。

笔者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就找东北地区。

因为东北亲近指数比西北、西南、华中都要高，有关部门去企业的视察和座谈啊、招商引资的承诺比较多。按理说，级别越高的城市，政府的行政权限越大，优惠政策越多，吸引的人才越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也越高。一般说来，经济水平与政商关系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那么，两者的关系具体又是如何的呢？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份政商关系报告为投资起到了一些参考作用，尤其是对于不善于处理政商关系的投资者而言，营商环境健康良好的地区，显然是适合投资的，而对于一些“坑”级城市，则是需要敬而远之。但，时代终究还是变了。不再是套利的年代，而是“lu起袖子加油干”。那么，那些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并不高的城市，则需要做好“减法”，加强对各地推行“简政减税减费”，一能提升政府的效率，二能减轻企业负担；更要做好“加法”，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升行政透明度和效率。淡化行政级别，进一步缩小市县等的级别差异，这样才有利于发展小城市或者县域经济。投资人别的管不了，管住自己的钱袋子和脚。


国际战略




刘鹤访美，特朗普内阁巨变，全球贸易战急剧升温
【研究员】：
特朗普主政元年中美经贸走势大体平稳，然而美国政策总体朝鹰派转向。研判形势做出系统性应对将成为重要课题，刘鹤急促访美显然负有特殊使命。在美方政策转变为中美经贸以及双边整体关系引入前所未有不确定因素背景下，刘鹤访美并非意在马上全面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分歧和问题，而是要对双边关系演变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的研判；他大概并未带去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要明示中国政府一贯立场：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总要在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方针前提下寻求解决之道。同时，随着此次代表着高盛利益的科恩“出局”，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恐怕将由军人和超级富豪所把持，全球贸易战的可能大幅提升。面对中美经贸关系新考验新形势，预期两会后新一届中国政府会相应出台高招、妙招加以应对。
2月27日至3月3日，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访问美国。据报道，刘鹤主任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财经高官，就中美经贸合作及其他重要问题举行了磋商，同美工商界重要人士和知名专家学者分别进行座谈交流，还会见了有关国际机构负责人。对应的背景形势，显然是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以至于整体方针经历重要而深刻的调整转变。特朗普主政元年中美经贸关系走势在波折起伏中大体平稳，然而美国相关政策总体上朝强势鹰派方向转变，两国经贸关系实际上暗流涌动张力不减。去年底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组合政策所传递信息，显示其对华经贸政策方针调整已大体完成布局。美国新政策基本取向，是因应其内外环境变化与全球格局演变时代特点，突出聚焦中美经贸和其他领域竞合关系中的竞争博弈因素，试图扭转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与对外经济竞争力在动态比较变化层面上的相对弱势，并与美国对华整体方针与全球战略重构相配合，服务其“让美国再伟大”的目标。初步观察，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新政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去年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一个新命题：“经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依据美国官方分析，目前美国经济表现不佳，既有国内过度管制过高税收等因素抑制经济活力等根源，也有外部贸易伙伴不公平竞争导致美方利益受损等原因，重振美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需从内外两个方面展开。二是在贸易方针上突出强调对等性原则，试图为对华经贸政策强势调整提供合理性依据。自由贸易是美国竞争力强盛时信奉宣扬的贸易方针，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仍在倡导自由贸易方针。然而随着新世纪初年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衰落，特别是美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打击之后，到奥巴马时代转而倡导公平贸易。现在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后更多强调经贸关系对等性。三是选择从会谈对话到贸易制裁各种手段实施政策调整。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采取一切适当手段，从对话到执法手段，以应对扭曲市场的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报告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挑明特定对象，然而中国显然是美国在经贸领域需要应对的最重要博弈对手。通过发起贸易调查与制裁制造摩擦则是更为常用手段。特朗普政府就任后对中国发起数量空前的贸易争端调查，为后续加大制裁和升级贸易摩擦储备了大量弹药。据统计，2017年美方对中国企业贸易争端立案总数，从2016年44起历史峰值进一步增长到51起创纪录水平。根据历史上立案数与制裁数统计关系推测，今年美方对华贸易争端制裁数很可能会比去年有较大幅度跳升。特朗普在APEC峰会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守规矩，现在人们都不守规矩。守规矩的人是我们最亲近的经济伙伴。不守规矩的，美国肯定不会再对违犯、欺骗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了。那样的日子到头了。”“我将同想成为我们的伙伴并遵守公平、互利贸易准则的印太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在达沃斯演讲中，特朗普再次批评不守规矩的国家。报告分析阐述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在中国“国家在经济中作用及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关系导致根本性扭曲”，依据这一结论，报告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因而“美国商务部不足以允许在进行反倾销分析时采用中国的价格和成本”。与11年前初版比较，新版更加重视中国经济制度的某些基本特点，例如强调我国政府和党指定和引导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规划目标，派生不同于基本由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在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前夕全文公开发布，显示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朝硬化方向调整是既定方针，不会因为一次国事访问成果如何而改变。中国入世以后开放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货物进出口额从2001年5097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约4万亿美元，16年增长6.85倍，年均增速13.7%，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数倍增长。美方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对对WTO规则可适用性带来挑战。如特朗普去年底在APEC峰会演说中抱怨：“各国得到世界贸易组织支持，然而他们没有遵守原则。简单说，我们在世贸组织受到不公平待遇。”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曾扬言美国退出WTO。虽然这个被美国媒体评论为“疯狂”的想法并未付诸实施，特朗普就任后美国一直对WTO施加压力要求按美国利益行事。去年初美国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强调美国加入WTO并不妨碍其依据国内贸易法实施对外贸易管制，主张在WTO多边规则之外法外施法特权。美国尤其反感WTO争端仲裁机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抱怨WTO已成为一个专注诉讼的机构，并且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过于偏袒。美方一再否决WTO启动对空缺上诉法官职位的遴选程序，试图阻扰WTO争端仲裁机制正常运作。需要指出，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调整不是仅限于经贸领域的孤立变化，而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就任以来，美方对华整体战略方针正在偏离过去几十年总体合作的方向轨道。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传统对华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基于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方针，特朗普政府耸人听闻地指出，“一度被称为上个世纪现象的大国较量再度出现。”刘鹤访美意义何在？这次访美提示刘鹤将是未来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从过去十多年中国政府领导分工情况看，刘鹤大概会在新政府中分管对外经贸与金融工作。刘鹤早年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对开放宏观与全球经济有长期丰富的研究和参与高层决策经验。在目前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考验环境下，刘鹤临危受命对管控分歧并推动形势朝符合双边根本利益方向发展，应是一个利好因素。另外，在特朗普政府对很多国家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广泛树敌形势下，刘鹤暂时放下国内繁忙重要的政治日程，愿意对美国安排一次急促访问，本身就有助于向国际社会显示，在中美经贸冲突风险增长环境下，中国秉持合作谅解与人为善的政策立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刘鹤访美有助于中国未来应对政策在国际社会得分。在美方政策转变为中美经贸以及双边整体关系引入前所未有不确定因素背景下，刘鹤访美并非意在马上全面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分歧和问题，而是要对双边关系演变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的研判；他大概并未带去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要明示中国政府一贯立场：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总要在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方针前提下寻求解决之道。面对中美经贸关系新考验新形势，预期两会后新一届中国政府会相应出台高招、妙招加以应对。近日，美国白宫传来了一个极其重磅的消息，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突然宣布辞职。

顾子明在微信号“政事堂”指出，科恩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和首席经济顾问，也是特朗普政府影响力最大的官员之一，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的中财办主任。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科恩是特朗普团队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派主张自由贸易的官员。在之前特朗普表示将大幅提升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时，科恩曾对这一政策表示过强烈反对。

之前，特朗普经济团队的四巨头，科恩支持自由贸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三人支持贸易保护，

而科恩最终以辞职告终，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他在白宫内部斗争中失利。因此，之前特朗普的“三个G”内阁：高盛、将军、亿万富翁（Goldman, generals and gazillionaires），随着此次代表着高盛利益的科恩“出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恐怕将由军人和超级富豪所把持。

国际的事情交给国际操心，笔者更关注的是，科恩是白宫里面著名的亲华派，之前就是他击溃了白宫民粹主义势力的代表班农，让特朗普改变了政策立场，不再打算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就像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一样，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也将中美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但是在2006年高盛董事长保尔森成为美国财长之后，布什政府迅速调整了对华策略，中美关系也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高盛与中国经济系统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九十年代初，开创各种金融先河的建设银行准备重组时，就聘请了高盛作为重组顾问。

2003年，全球都处于对SARS的恐慌之中，大量资本纷纷逃离中国，唯恐避之不及。而高盛董事长保尔森果敢的应市长之邀飞抵北京，为中国经济站台，因此《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保尔森“患难之中见英雄”。

而等到2006年保尔森以布什总统特使访华的时候，还特意赴首都与仅为正部级的市长进行密切的会谈。

可以说，自从9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友人”高盛就和中国的对外经济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

而前段时间斥资百亿美金“买奔驰”的吉利李书福，06年布局筹划要买沃尔沃汽车的时候被视为妄图蛇吞象，根本借不到外汇。而那笔最终促成吉利沃尔沃联姻的美元，就是李书福从高盛手里借的。

所以，高盛系即将从特朗普政府的退出，势必会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打贸易战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选择贸易战更是抓错了药方，结果只会损人害己，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作为两个利益高度融合的大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既要对两国人民负责，也要对世界各国负责。我们还是希望双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共同找出一个互利双赢的解决办法。

美朝首脑直接会晤，很可能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筹码
【研究员】：

对朝鲜而言，拥核则生，失核则亡，此固不易之理。只要是理性的领导人，换做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绝不会真正弃核；但是可以谈论“去核”，不停地制造“无核化”的话语与媒体奇观，以在不同阶段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战略需求。如果从3月9日到五月的50多天中，不发生重大意外，美朝首脑会晤得以举行，那么两国尽管对外宣称的都是“谈论无核化问题”，但真正实际探讨却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国利益为牺牲的前提下，单独媾和。或许朝核问题走到最后，各国真的不得不默认一个有核的朝鲜，然后在此基础上筹谋如何利用朝鲜使自身的相对损失最小，同时还能使其他地缘对手的相对损失更大。拿什么“大国外交”拯救你，我身陷重围的祖国？

风起于青萍之末。就在中国方面欢庆朝韩借冬奥会之东风缓和局势、同时又为可能的美韩军演破坏这一“良好氛围”而忧心忡忡时，美朝韩三国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他们的地区新秩序之议程。这个过程显然是异常艰辛、充满变数且彼此间充斥着各种算计的。但无疑，在美朝韩版的新“三国演义”中，中国作为半岛问题的重要利害攸关方，“被缺席”了。在这一点上，似乎三国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

当然，也不排除有故作声势以排除第三方“干扰交易”的可能。朝鲜对中国“逢会必炸（核武器），逢节必射（导弹）”的行为，显然是在向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反复发送强烈信号。联系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的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之“外交革命”，笔者实在不寒而栗。

首先，在单元和个人层面，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敌视朝鲜、视其为“邪恶国家”（小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对朝鲜的公开定性）的政策惯性，以及由此在七十年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所培养出的亲韩（日）、敌朝的政策/学术/武装力量复合集团——即所谓半岛问题的“建制派”。敌对朝鲜的“政治正确”使得“常规型领导人”（与‘革命型领导人’相对）及其团队通常难以在对朝关系上迈开大步、打反常牌。

第三，同样在体系层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大国关系上，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除了个别时间节点，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风波事件造成的中美关系大幅下滑。

然而，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变匿于无形之中。

第一，特朗普的当选及其“非传统”团队与独特行事风格入主白宫，改变了此前美国方面对朝核问题的认知模式与处理方式。一个不受（至少是少受）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羁绊的强硬总统，带着其特有的商人思维与交易偏好，有可能抛却此前制约其同行无法在半岛问题上采取革命性行为的种种条条框框。尽管我们说，特朗普性格多疑多变，且国内仍然有重重阻力，但此刻苗头既然已经展现，就不可不防。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正在从原来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向“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转化。这个观点，著名国家关系学者、清华阎学通教授在若干年前就多次强调。导致该战略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就是中国的加速崛起所导致的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如果从经典的结构现实主义出发，中美正在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好在核时代的绝对武器有效防止了大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所以中美在同时克制不发生“大战”的前提下，同时强化了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争夺。

不要忘了丘吉尔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发表的名言：“如果希特勒入地狱，我将在下议院发表支持魔鬼的演说。”毕竟，迪斯雷利有关“既无永恒朋友，又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之利益”的座右铭，是盎格鲁-萨克逊战略文化的根基。

既如此，那么就需要将“美韩”的行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即假定当前韩国“对朝示好缓和”与美国前日又推出“最新最强制裁”等两方面的行为是按照同一个既定逻辑与“默契”在进行。

特朗普从商人的嗅觉出发，可能已经敏锐地闻到了其中有可能带来的新利润，所以半推半就。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美韩在战略默契下共同推动的对朝“对冲策略”，即“双面下注”。通俗讲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韩国方面唱和，拉住朝鲜，许以利诱；美国方面喊打，推动朝鲜，重压威逼。而两个矢量所指向的总方向，也是朝鲜所可能接受的——当然，前提是达成怎样的交易，即（a）付出怎样的代价（b）获得怎样的收益（c）“产权”如何保障——如果能找到“第三方支付”可能的代价，而自己坐收渔利，同时又身怀利器以保障交易不可逆，“产权”不至于被没收、侵犯，那么这笔交易对平壤而言，也是和算的。试问：这个“第三方冤大头”会是谁呢？

而现在看来，大交易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而是交易品，或曰“纳一颗投名状”。历史性机遇，恐怕不是留给中国人的。

目前公布出来的消息是，朝鲜同意就“去核/无核化”与美国展开谈判。中文媒体对此多半持正面肯定态度，认为是“朝核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新进展”。然而，笔者却不甚乐观。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美国、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保证其承诺的可信性。换言之，除了核，朝鲜谁都不相信。这一点，公平地讲，倒还真不能怨朝鲜，只能说是美国咎由自取。

对朝鲜而言，拥核则生，失核则亡，此固不易之理。只要是理性的领导人，换做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绝不会真正弃核；但是可以谈论“去核”，不停地制造“无核化”的话语与媒体奇观，以在不同阶段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战略需求。

因此，笔者的初步预判是，如果从3月9日到五月的50多天中，不发生重大意外，美朝首脑会晤得以举行，那么两国尽管对外宣称的都是“谈论无核化问题”，但真正实际探讨却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国利益为牺牲的前提下，单独媾和。具体会有哪些呢？

第一，美国可能实行“核导分离”，即要求朝鲜决不允许进一步发展具备攻击美国本土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同时，允许朝鲜有条件地保留部分核武器。

作为对朝鲜的回报，美国可能会有条件地允许朝鲜保留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这也是朝鲜能够相信美国“承诺”的基础，是交易的前提。

对美国而言，一个单纯拥核却无远程投送工具的朝鲜，并不对其构成直接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前美国可以实施“战略忍耐”的部分原因（当然，还有奥巴马时代的情报误判，认为第三代领导人掌权时间不会长）；而2017年待朝鲜多次成功试射后，美国才开始“动真格的”。所以，美国的真正红线只有一条，即朝鲜同时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以及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

第二，就是在上述有关核弹与导弹之安排的基础上，就美朝关系达成新的框架性协议。从美国角度讲，如果仅仅是以“确保朝鲜没有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为收益就轻易地给出“默许朝鲜拥核”甚至实现平壤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关系正常化”，那么这笔交易就是朝鲜赚的太大了。但是，特朗普眼里的“朝鲜核心产品”——核武器，在朝鲜眼里却是“生产资料”，是“非卖品”。因此，按照特朗普贪婪而狡诈的商人性格，不可能不在其他方面向朝鲜开价，谋求回报，否则他也无法回国向国会交代。那么在朝鲜能够拿出手的“产品”中，又有哪些是能入大买家法眼的，同时还是朝鲜乐意交换的呢？细思极恐。

关于这些掌故的历史记忆，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一直对朝鲜有所忌惮。朝鲜可不是“鸡肋”——鸡肋充其量只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已。朝鲜作为中国的假盟友放在手里固然是烫手的山芋，可一旦抛出，到了对手手里，恐怕就会成为威胁中国的“烧火棍”。平壤显然对此洞若观火，否则不会如此有恃无恐，吃定中国。

朝鲜也正是看中了大国彼此间的龃龉和矛盾，钻其间隙，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