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三条司法大智慧

作者：龙城吏隐

《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固然其写作初志在于“鉴宿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即重要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但细致品读，就会发现此中通常有司法智慧之光闪耀，这对于我们本日的立法、执法以致稳固下层司法队伍、推进司法改革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

诚如瞿林东老师所说：“本日的读者对于〈资治通鉴〉的熟悉，已不应停顿在王夫之的熟悉程度上了。我们本日来读〈资治通鉴〉，是要通过它先熟悉它所记述的那一部门汗青，去熟悉汗青上的史学家是怎样对待和评价汗青的，并从中判定、决议我们对于前人在熟悉汗青上的继续与逾越之地点”。现试将此中有关司法的几则出色内容，略作解读如下：


一、下层法官工资制度要美满

原文：（汉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解读：这道洞明世事、切中关键的诏书，转换成本日的语言，就是说：“下层的公务员工作量大，工资少，在这种环境下，要使其不贪污、不陵犯百姓长处，太难了！以是要给年薪百石以下的官吏加薪十五石（按：汉代官制，公务员工资以粮食来盘算，省部级高官年俸为二千石）”。司马光显然很认同这一主张，以为是“德政”，故才将其全文照录的。
这种情况与本日的下层法院何其相似乃尔！下层法院法官承办了天下绝大多数的案件，但其薪酬与工作量却不成正比。与状师、企业法务相比，可以说是很菲薄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管理“款项案”等腐败征象屡禁不止的缘故原由之一。有识之士称之为“制度性腐败”，意即不能主观唯心的将之完全归咎于法官职业操守不严正、自律意识不强，法官薪酬制度的不尽公道亦是重要的客观缘故原由之一。我国现行法官工资制度与法官的社会职位、法官劳动付出、法官所面对的风险很不相当，不但导致了上述“制度性腐败”，而且直接造成下层司法队伍不稳固、良好法官大量流失，进而制约了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以是，为了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杜绝这种“腐败”，使“吏治廉平”，打造真正的“公正、耿介、为民”的法官队伍，就有须要“古为今用”，鉴戒古人的智慧，重构下层法官的工资制度。



二、执法要公道有据

原文：中医生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上由是悦之。
解读：张汤，是汉代著名的苛吏，也是服膺法家学说的人。他为人刁滑，好用权术之道来驾御别人。作为“廷尉”这一主管国家司法的最高主座，他是怎样执法的呢？对于汉武帝所不喜好、要加罪的人，他就将之治罪。对于汉武帝不肯穷究的人，他就想方想法使之无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代明主汉武帝竟以为张汤执法公平，很欣赏他。
西方人常说我们国家是一个没有法治精力的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的先人，信赖法律，但绝不迷信法律。假如说西方人更多的关注法律的积极意义而高举“法治”大旗的话，我们的先人则更为理性的看到了法治的两面性。所谓“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假如没有好人去施行，也会酿成可以恣意捏弄的“橡皮泥”、可以随意利用、收支人罪的工具。好比汉朝的法律，向来评价很高，何尝不是善法？但到了张汤这类人的手里，就酿成了可轻可重、唯权利意志是从的玩具。
现实上，纵然在西方，也有雷同的征象发生。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就曾说过：“法律就是一张蛛网。假如你是一只蚊子，它会将你粘住；假如你是一只雄鹰，你将容易将它击碎。而我就是那只雄鹰”。据纪录，每逢有紧张的商事法律出台，奥纳西斯便调集天下各地的高级助手，研究该部法律的毛病以便从中赢利。
这恐怕是法治的天赋性缺陷，也是那些只知道建章立制、风俗于将题目的症结表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的人所应警觉的。



三、立法要切合现实

原文：（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厥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解读：《沈命法》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出台的法律，亦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部著名的“恶法”。其立法配景是“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虏乡里者，不可胜数。门路不通”。为了严肃打击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大规模、有构造犯罪，才出台了这部说话严肃的法律。其大意是：假如辖区内有盗贼，不能察觉、上报，大概固然察觉、上报却不能捕捉，自省部级至最低一级的主管公务职员，全部正法。
这一立法精力来自法家的“以刑去刑”理论。由于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苛吏”，而苛吏们又多敬服法家学说，以是这部《沈命法》应出自苛吏之手。“以刑去刑”，是指对轻罪课以重刑。立法者的内涵逻辑是：很轻的罪我都处以重刑，人不敢犯，那么重罪人们就更不敢犯了。这叫“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见《商君书》）。从理论层面看，好像言之成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频频碰钉子。《沈命法》出台后，下层官吏畏惧被正法，虽有盗贼，也不敢上报。纵然上报了，上级也由于同样的缘故原由压了下来，不让其说实话。于是相互隐匿、层层瞒报，以至于盗贼越来越多。在这里，立法者的目标是克制犯罪，但法律实行后却拔苗助长，恰好助长了犯罪。“以刑去刑”论，在理论与实践、立法与执法之间，陷入了背道而驰的尴尬田地。以至于汉武帝在暮年不得不认可失败，并向群臣致歉称：“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立法要切合现实，不能想固然、不能闭门造车，否则很 多在理论上头头是道的东西，在实践中大概根本行不通。汉武帝的这次彻底失败的立法，对于后代而言，无疑具有标本意义。